药品的供应保障被列为年度重要任务，其中，药价谈判与药品集中采购成为关注的焦点。当前，有声音称药价谈判是政府放开药价、取消限价之后又一次变相控制药品市场的刚性举动，极大削弱并背离了放价设想，它与药品集中采购同行，将让药品市场再次陷入僵局。

但笔者并不认同此观点。药品直接牵涉到每个病人，其价格高低直接影响患者的满意度。因此，医改必须拿药价开刀。而药品与其它产品一样有“6+1”产业链，包括研发、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零售和制造。国际医药经济学家指出，制造环节价值最低。国内医药经济专家则表示，要控制其它6个非制造环节，只有降低税费和设法掌握定价权两个办法。这就是药品集中采购机制产生的背景。

而现实中，集中招标采购虽在确保药品质量的前提下用政府手段对基本药物价格进行市场调控，但并没有达到合理、全部降低药价的目的，反而出现低价、普通药被“淘汰”，部分基药价格高于市场价的问题。在医保制度的“壁垒”护佑下，许多患者的实际医疗消费自付并未减少，于是出现了放价、取消药品最高限价等政策，企图用市场来调节药价。但事实上，专利药、原研药与仿制药各持己长，在法律与制度的允许与支持下，价格仍呈上涨势头。因此，药价谈判机制又应运而生。

有经济学家提出，物价过度源于税费太高、通货膨胀太高，政策失误和产业链竞争失利。药价过高依然如此，但平息前三者需政府职能部门为之，医药卫生行业应在医药产业链竞争中有科学、合理、符合现实需要的可行性操作。既然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也有漏洞，就不妨在药价谈判上进行尝试。

只要有严格的药品质量监管把关，药价谈判就有较大的利好空间，除制造、原材料外，都可以进行价格成本的压缩降低。资料显示，欧盟药品价格中的60％-70％为生产成本，流通仅占20％，药品费用占卫生费用的20％左右，但我国药品制造占量很低，流通费用却占半数以上。因此，零加价很难从根本上降低消费者的医疗自付量。

但是，只要出台相关政策支持，注意与集中招标采购协同进行，政府有关部门给予配合，建立起专门的谈判机构，就能在降税和加强质量监管的同时，捷足先登，大大减少或斩断那些高幅度加价产业链，让基药在出厂时就通过谈判并采取集中招标的方式以合理的低价摆到公立医院的药架上，就能明显减少消费者的医疗消费量，其中削繁就简也让医药腐败没了可乘之机。

当然，这是一个复杂工程，它涉及社会就业、部门协调、市场优化及相关制度政策，需要政府高层的科学研究，对有关政策进行完善或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