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宇芬夫妇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某医院的医疗损害纠纷上诉案中吴宇芬夫妇为了弄清儿子的死因，找了医院、律师、医学会、法院，历时两年多，才等到一审判决，眼下又将迎来二审诉讼。在这起案件中，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人在医疗纠纷中受到伤害，如何才能找到医患双方都能接受的处理平台？怎样才能快捷处理呢？

　　一、医患矛盾往往难调解

　　吴宇芬夫妇的做法并不鲜见。近期，横县一名教师的家属也开启了这样的“长跑”。

　　刘运旭生前是广西横县陶圩镇一中的体育教师，身高1.88米的他，在一次治疗中失去了生命。今年9月29日上午，他妻子郑红新讲述了陪丈夫求医的过程：

　　今年9月26日凌晨2时多，刘运旭因为肚子痛得难受，在妻子的陪同下打的到横县一家医院急诊科就诊。医院方面为他打了止痛针仍不见好转。在经过照B超等诊治后，医生认为他可能得了胆囊炎、肝吸虫病症，随即将他收住入院。

　　在病房里，由于刘运旭仍然疼痛难忍，院方给他打了第二次止痛针。在两次止痛针仍无法缓解疼痛的情况下，后来院方打第三次止痛针时，使用了“杜冷丁”。这一次，刘运旭没有再喊痛。

　　郑红新以为丈夫已经稳定，就关灯躺到丈夫病床上，却感觉到丈夫身体异常抽搐。医护人员急救到当天凌晨四五时，她被告知她丈夫恐怕不行了。当天凌晨5时多，接到信息的刘运旭姐姐、昔日战友，陆续赶到医院，要求医护人员继续抢救，一直到当天上午10时多，终告不治。次日凌晨，警方强行将遗体搬离时，与家属方发生了矛盾。

　　对于刘运旭的死亡，死者家属认为，在诊治的过程中，医生严重不负责任。院方则认为自身没有过错。由于双方对责任问题分歧过大，协商无果，后来家属申请医疗事故鉴定，这意味着走法律程序解决问题。

　　据介绍，广西横县这几年来一直致力于医患矛盾调解工作，但调解成功的案件只占一半左右。

　　二、缺少“中立”第三方

　　在医患纠纷出现后，目前一般的处理方法不外乎3种：双方协商、卫生行政部门的行政调解、诉讼。

　　刘运旭死亡后，尽管在横县卫生局有关人员主持下，连续几天进行了调解，但双方无法和解。死者家属对卫生局抱着不信任的态度，认为“卫生局就是医院的老子”，缺乏公正中立。

　　横县卫生局医政股股长邓成苏称，主要是医患双方对责任问题的分歧过大，并且缺乏一个互相信任的“第三方”。

　　据介绍，近年来，广西自治区一直致力打造一个相对中立的医疗纠纷调解平台，它就是医疗纠纷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主要由司法部门牵头设立。患方索赔金额超过2万元并同意人民调解的，医患双方当事人自愿申请的（不论索赔金额大小）均可申请。

　　在邓成苏看来，这个调解平台的优点和缺点都比较突出。优点是比较中立，参与调解的人员经验丰富，有较高的法律水平；缺点是有些调解人员不懂医学业务，对简单容易的尚能应对，对中等难度以上的，就“容易取信于患者，难以取信于医院”。此外，第三方调解平台缺乏财力上的支持。

　　三、未来或以预防为主

　　早在2012年4月30日，公安部、卫生部共同发布了《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明确指出在医疗机构焚烧纸钱、摆设灵堂、摆放花圈、违规停尸、聚众滋事等情形，将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处理。这个通告，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医闹”行为，但不是从根源上解决医疗纠纷。邓成苏认为，除了在调解时呼唤中立的第三方，对医疗纠纷的鉴定更需要第三方出面。

　　在现有机制下，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仍然是卫生系统内部人员，总免不了被人诟病“老子帮儿子鉴定”。作为卫生行政部门，他们也希望由中立的第三方来鉴定，让结果更具公信力。邓成苏认为，卫生系统建立的专家库可与中立鉴定机构共享，希望“打破各县市的区域限制”组织鉴定人员，将老专家、法律人士引入专家库。

　　除了探索中立平台，近年来各地更注重从制度上预防医疗纠纷。国内多个省份进行地方立法，制定《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今年初广西“两会”期间，玉林市代表团就曾建议制定此类地方条例。

　　今年7月，国务院公布《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草案）》广泛征求修改意见。该草案对医疗纠纷预防方面，拟实行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准入和管理制度；对医疗技术实施分级、分类管理。从草案中可以看出，拟将医疗纠纷的事后处理，变为预防为主。“医疗事故”将被“医疗损害纠纷”、“非医疗损害纠纷”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