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摘编如下：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进行交易的所有商品和服务中，药品或许是最具争议的一个。尽管药品是由私营企业生产的，但是它们却是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这既是因为它们可以预防流行性疾病，也是因为健康人比病人能够更好地维护社会运转。药品具有大多数私人交易商品不具备的道德分量，原因是人们普遍认为，人人都应该享有医疗保健的权利，但是却并不是人人都应该拥有智能手机或者跑鞋。创新构成了药品成本中的绝大部分，因此药品的价格要远远高于其生产加工的成本，这就导致很多穷人无力承担药品的费用。企业们保护药品所代表的知识产权，而且还会起诉那些试图以低价制造和销售专利药品的个人和公司。鉴于以上所有原因，人们普遍把医药公司视为专门剥削患者、无视穷人疾苦的吸血鬼。

　　在十多年以前，当艾滋病蔓延处于最严重的时期时，人们对医药公司的批评声音也越来越强。当时，南非政府试图将进口抗艾滋病专利药品的廉价非专利仿制品合法化，但是医药公司却把南非政府告上了法庭。该案被称为“大型医药公司诉纳尔逊・曼德拉案”（Big Pharma v Nelson Mandela）。这是医药行业的低谷，不过医药公司明智地选择了退让。

　　如今，关于药品定价的问题再次被提起。活动人士正在向法院提起诉讼，以阻止一种新型丙型肝炎药品在印度获得专利权。该药品不久前刚刚获得了美国监管机构的认可。还有一些小型冲突也正在上演，涉及了从巴西到英国等国家。但是，最主要的战场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该协议是亚洲几个国家和美洲几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协定。相关各国尚未就该协议达成一致，其中的部分原因就在于药品定价方面的问题。

　　根据1994年签订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各国政府可以允许非专利药品制造商生产专利药品。美国拥有全球大多数大型医药公司，美国的消费者购买着世界上最昂贵的药品，进而为其他国家的人把药价维持在较低的水平。美国希望利用TPP来限制为传染性疾病颁发专利强制许可的行为，而新兴市场国家却希望加大医药公司获得专利权的难度。

　　药品价格之争之所以会再次爆发，其中的原因并非在于某个突发事件，而是源于广泛的长期变化。富裕国家希望削减医疗成本。在新兴市场，人们的寿命正在延长，而且很多人还患上了富裕国家较为流行的疾病。这就加大了对治疗癌症、糖尿病和其他慢性病的药品的需求。在新兴市场，政府希望扩大医疗的覆盖范围，但是药品已经占据了医保开支中的一大部分――在印度和中国分别占据44％和43％，但是在英国和美国仅占12％。2012年，美国监管机构批准了39种药品，这是自1996年以来批准数量最多的一年。尤其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癌症治疗正在迈入新时代。

　　模糊的界限

　　在艾滋病最为严重的时期，支持专利强制许可的理由很充分，原因是在流行病肆虐时期，抗流行病药品的覆盖范围应该尽可能广泛，这样才能阻止流行病的进一步蔓延。但是，强制许可也会阻碍创新；而且由于新兴市场对医药公司营收的贡献越来越大，所以这种情况将会愈演愈烈。更重要的是，随着新兴国家变得愈加繁荣，所以他们的精英阶层也愈加富有；而且，贫穷的美国人为富裕的印度人提供医药补贴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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