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数百名医护人员聚集在浙江温岭市人民医院广场内，悼念25日遇袭身亡的医生王云杰，并抗议“医闹暴力”。活动在网上得到全国上百家医院的声援。从台州市临海乘车赶到温岭的高医生说：“王医生死在岗位上，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声援王医生，希望社会重视已被扭曲的医患关系，重视医生的生存环境。 ”

　　一位医生的遇害，引起了医生群体的集体悲伤。这种悲伤，不仅仅是在痛惜一位同行的生命逝去；这种悲伤，还源自自身工作环境的恶化和生存状态的恶劣。所以，悼念活动成为了医生们表达愤怒和释放压抑的一个渠道，那些已经对职业产生疑惑感的医生，在现场打出了要求尊重和严惩凶手的标语。

　　那么，到底靠什么来保证医生的从业安全和职业尊严呢？当然，凶手必须得到严惩，法律的尊严必须维护。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那些医闹暴力也必须严厉打击，不能让医生在一个暴力围绕的环境中工作。哪怕，为此增加保安的力量。

　　但如此就可以消除医生的安全隐患，理顺医患之间的关系吗？显然，这样的判断和观点过于夸大了医闹，也简化了医患之间复杂的关系。医闹只是寄生在医患紧张关系之上的寄生虫，它的确在激化医患之间的紧张，但不是医患关系紧张的源头。加大医院的安保力量当然有助于在一段时间内维护医院秩序，保护医生安全。但保安不可能提供贴身服务。安保力量的增加更多是警示作用。

　　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只能是，理顺医患之间的关系，让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冲突不至于恶化到采取暴力。这就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制度改革和完善。一是，改变以药养医的模式，让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回复到单纯的治病救人状态，不能再让他们之间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二是，建立更为客观中立的医疗事故界定机构，让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纠纷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制度化解决，而不会恶化，以致最终走向不可调和的地步。很多时候，矛盾之所以激化，是因为矛盾还缺少一个有效的化解渠道。

　　我们可以把温岭的杀医事件看成是个别事件，但医生们的普遍反映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实际存在的危险。这种危险，不仅仅来自隐藏的、可能存在的极端事件，还在于，他们与患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有的来自医生自身，但更多时候，来自现有的客观现实。因此，必须在悼念逝去的医生时，看到医生群体的整体诉求，并将这种诉求纳入到制度的设计当中，不断地完善制度、消除隐患。如此，才能让悼念活动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