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姚凤柏出现咳嗽、咽痛和胸闷症状，黑龙江牡丹江第一人民医院诊断其为左肺中心型肺癌，医生建议做切肺手术。该院邀请北京医生李康对其实施手术后死亡，而李康已离开医院。事后检查发现死者无癌细胞。有录音显示，就诊医院的医生承认为李康索要万元红包。　　对于这位患者而言，掏了“红包”却遭遇要命的手术，并死于子虚乌有的“癌细胞”切除，恐怕没有比这更悲惨的事儿了。而如此情形，也极易让人们联想起当下的各种过度治疗，医疗机构为了实现收费和获益，原本没必要的检查与治疗，却纷纷被包装上场。这台要命的手术究竟是缘于治疗的需要，还是出于利益诉求，也就难免令人怀疑。　　不过，事后检查发现死者无癌细胞，固然说明存在误诊，但假如仅凭事后检查来判断诊疗手段的合理性，的确也有“事后诸葛亮”之嫌。事实上，对于医疗诊断而言，本身其实有其不确定性。有资料显示，医生的诊断有三成是误诊：门诊误诊率为50％；住院做过各种检查后的误诊率为30％。即便在美国，误诊率也高达15％~40％。可见，在医疗诊断过程中，误诊很难完全避免，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从患者出现咳嗽、咽痛和胸闷的症状持续一个多月，拍X光片显示肺部有阴影，被怀疑是肿瘤恐怕并不能说是有意误诊。不仅如此，手术与诊断毕竟不完全是一回事，甚至是医疗分工中的两个行当，诊断团队与手术团队，尽管需要精诚合作，却毕竟术业有专攻，从这个意义上说，无癌细胞只能说明诊断有误，却不能就此得出手术医生明知患者无癌却为了利益而昧着良心切除患者的好肺。　　当然，这起医疗事故的确暴露出对于医生兼职的监管盲区与由此而导致的医疗乱象。事实上，允许医生多点执业，固然有着优化医疗人才配置的良好初衷。但是，既然事关健康与生命，医生兼职的前提，其实必须以病人的利益为中心，因此也就需要有健全与完善的监管制度。　　即便在医生兼职合法的许多发达国家，也同样有着严格的管理。在美国，医院在聘请兼职医师时，要经过医师协会的批准，医师协会会对该医院的技术力量、医疗设备等方面进行相关调查，达到要求的才会获准聘请兼职医师。医师协会则对兼职的医生的资格设定一个标准，建立兼职医师随访机制，随访的内容包括对每个兼职医师的治疗成功率、死亡率和并发症率统一考评，假如不合格，医师协会可随时取消其兼职资格，从而保证兼职医师的医疗质量。同时，国外相对完善的医疗与保险法规制度，能够从法律上堵住医生兼职的各种漏洞。　　相形之下，国内的医生兼职，往往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管规则，因而也就难免乱象纷呈。以报道中这起医疗事故为例，当地医院做前期诊断和病理分析，只邀请大夫去做手术，几乎是医生兼职过程中相当普遍的分工模式，但手术与诊断环节之间的断裂与隔离，注定会放大甚至令风险失控。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名医，却在兼职这条阴沟里翻了船，与其归咎于医德或是能力，毋宁说暴露出国内医生兼职行为的失范。而只要相关的监管迟迟不到位，医生兼职的乱象恐怕要比“乌龙手术”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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