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医疗事故中的患者潘玉杰是一个年仅八岁的男孩。由于出生仅一个月后发生急患，于2005年8月20日至上海儿童医院看诊。被诊断“左嵌疝”，后经由手术被诊断康复出院。可由其父潘飞于2011年察觉患者生殖器有异，后去多家大医院进行超声波诊断为”术后左睾缺失。”导致患者家长对2005年的手术报以质疑态度，认为是由于医者李庆华手术中，单方面的擅自行为造成一起医疗事故。几经周折后，第三方上海医学会组织鉴定，认定医方儿童医院不构成医疗事故。此次鉴定虽然医学会回避了最有效的判断方式即腹腔探查术。但医疗过错责任却无法完全推卸。患者潘玉杰的睾丸缺失乃是患儿婴幼儿时期的疾病远期病发症—睾丸萎缩。不禁使人产生怀疑，在手术成功后以及患者家长潘飞多次复查的前提下，为何医方从未有出现患儿远期病发症的提及。也许在手术过程中，医方由于突发情况而根据经验的判断，进行补救措施并未有所不当。但是否侵犯患者知情权以及医疗过程中存在的责任缺失是很难通过第三方的鉴定就高下立断的。

　　从2011年的超声波诊断至如今悬而未决的官司纠纷，患儿潘玉杰身体缺失的这个噩耗整整困扰了这个家庭三年。而更为可怕的是由于这个缺失，潘玉杰可能会一辈子无法摆脱心理的压力以及在成年前面对的困扰。而相对于医方来说，只要做到专业的诊断，经验的操作，以及职业的冷漠，便可心安理得。是否在此次事故中显得那么的铁石心肠。诚然，由于我国医疗制度规定医疗事业以市场为发展，导致医疗产业的公益性逐渐退化，商业性的增长使得医者心态从救世济人转变为“以药养己”的功利性目的。这大大损害了患者对于医者的信任，为日后的医患冲突埋下伏笔。以此事件为首：上海儿童医院作为一家针对于幼儿治疗的三甲医院，从专业性的角度可能符合了基本规定的要求。可是着实辜负了潘玉杰家人特意选择上海儿童医院作为治疗自己幼儿医患机构的信任。而对于上海儿童医院的声誉，也是带来了一定的损失。

　　不可否认，治疗过程中存在不可预知的医疗风险。医患双方都对其应有相对的认知，不可一味责怪为医方的失误。可为何大多数的医患事故报道中，病患都处于弱者形象。只是因为患者在医疗过程缺乏一定程度的专业性，导致对其只能选择信任医者的决策，而形成被动地位。医者的主动角色定位使医者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感以及积极赋予患者应有的知情权。而这一点，恰恰是在潘玉杰的这起医疗纠纷中，医者的积极告知少有体现。可能就是少了这一点点的嘱咐告知，造成了今天潘家的不幸。对于潘家，潘玉杰的父亲潘飞从一个非常年轻的父亲变为一个为维护孩子权益而愤怒的保护者。潘玉杰的家庭从三代同堂的欢喜转变为对幼苗未来的心痛担忧。而年幼的潘玉杰在这次中，无论是上天的戏弄还是人为疏忽导致的悲剧，就像刚出卵巢的小鸟那么的令人疼惜又那么的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