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医药分开”改革的效果，将在试点启动一周年时见真章。记者获悉，北京市属公立医院“医药分开”试点改革评估已经启动，6月将形成评估报告，为下一步推动改革提供借鉴。

    医药分开改革的另一重地上海，也在试点正式开始半年之际，通过对全市一、二、三级共9家医疗机构的抽样调查，审慎酝酿改革推广的方案。

    和县级公立医院改革不同，三级医院在实行了药品零加成之后，并没有报出很大的收支缺口：上海4家郊区分院一共只缺3亿，而北京的试点医院全部出现盈余。

    对于非医保收入占一半乃至更多的三级医院来说，上述数字不能不引发疑问：医药分开是否能缓解看病贵?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雷海潮直言：公立医院80％以上的费用要靠自身卖服务去赚取，这样的激励机制能否让卫生事业促进公众的健康?

    盈余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医护人员中进行分配?这事关公立医院的薪酬分配、绩效考核等内部管理制度，这将不可避免地触及公立医院作为国有事业单位的体制性弊端。

    在先一步启动的县级公立医院改革中，曾暴露出补偿机制缺失的问题：医院这头拿不出数据，财政那头没有开支名目，因而无法列入正式的财政预算。在大医院的医药分开改革中，问题也同样存在。

    并且大医院还多出一个难题：盈余的部分如何分配?伍冀湘介绍，根据同仁医院在改革之前的数据测算，医药分开以后人力成本会有相应变化，要拿出 60％的医事服务费分配给大家：30％直接给临床一线的医务人员，剩下的30％给各个科室和其他的职能部门。如果参照2012年的业务状况，医院账面上的 流水收益将增加5000多万，而人力成本要增加8500多万，“实际上结余没有多少”。

    伍冀湘透露，按照上述方案，医务人员的收入将比改革前增加30％。即便如此，北京同级医院的医务人员收入仍普遍低于上海和深圳——根据上海市卫生局的调查，2010年上海市三级医院医务人员最高收入已达24万元，而北京市至今尚未超过这个数字。

    曾参与力推浙江省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马伟杭表示，医药分开只是解决了医院的趋利，但是还不能解决医生的趋利问题。

    “我们现在还是要通过服务获得收益，服务做得越多，收益就越多，谁来制约?”马伟杭说，靠卫生系统自身的制约是有限的，医保必须发挥首要的作用，否则改革走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