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底，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为期半年的******正式运营期结束。按照院方的计划，在运营期结束后，医院每日门诊量应达到800人次，住院病床300张。然而，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港大深圳医院日门诊量为600人次，病房入住率也不足五成。

    首期运营效果不太理想，港大深圳医院依然按照既定的轨道前行。从4月1日起，医院将有限度的开放急诊，而在此前的3月份里，港大深圳医院还陆续开放了临床肿瘤中心、不孕诊疗中心等科室，医院规模日趋完善。

    作为一家在CEPA框架下，由深圳市政府出资35亿元兴建，并委托香港大学经营管理的医院，港大深圳医院从诞生之初，其管理模式便天然的亲近香港公立医院。但生于深圳，它又必须在内地的医疗体制下谋生。

    夹在两种模式之间的港大深圳医院，自然会吸引不少关注的目光。加之深圳市在医院成立之初所确定的“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与非营利分开”的办院宗旨，外界对港大深圳医院的期待，便又多了“为医改探路”这个更为深远的目标。

    深圳市也乐于将港大深圳医院作为公立医院改革的样板和试验田，业已推进的“取消药品加成”、“医生聘用制”等改革，在港大深圳医院也已经试行。

    但更大范围内的改革如药品的自主采购等，在港大深圳医院则未能启动。一方面是运营期间医院的管理团队将重点放于医院的成长本身，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未能得到更大层面的政策支持，改革的主动权并不在医院。

    相对而言，港大深圳医院可供借鉴的**价值，在于其内部采取的香港管理模式如何“内地化”生存。从门诊费用的打包制度、以岗定薪制度，到其******无二的委托管理关系，港大深圳医院的确承担了香港模式“勇闯”内地的先行者角色。

问题是，这些探索的结果会如何？

    被指“贵族医院”

    试营业之初，港大深圳医院实行全科门诊“打包”收费，普通病人在预约成功后支付130元，包含了挂号费、医生出诊金、7天内用药、常规标准检查以及卫生耗材的费用。

    在专科门诊费用上，按照深圳市发改委、卫人委和人社局联合下发的通知确定，专科门诊诊查费用为100元/人次，用药和检查费用另行计算。

    但医院至今也未能出台住院诊疗的收费标准。按照院长邓惠琼的解释，他们希望能够出台一个住院诊疗“小打包”的标准，即将患者住院一天所需的基本费用（包括病床、用药、输血等基本内容）包含在内，方案已经送达主管部门，但目前尚未批复。

    港大深圳医院的这一“打包”收费的思路，借鉴了香港公立医院的做法，旨在规范医院收费，为对接内地医疗市场也做出了部分改动。但是，现行的全科门诊和专科门诊的收费标准并不是最终的标准，院方表示，在后期运营中间，不排除根据市场调整价格的可能。

    以全科门诊的收费标准为例，在其试营业之前，深圳市发改委、卫人委和人社局共同研究的收费标准为200元/人次，这一标准是在参照深圳市人民医院、市二医院、北大深圳医院近3年的门诊平均费用基础上确定的。

    然而，该标准对外发布后，引起了诸多市民对收费标准“太贵”的质疑，加之医院将预留40％的病房提供“特需服务”的消息传出，港大深圳医院被质疑会成为一家“贵族医院”。

    院方显然不接受“贵族医院”的说法，经过商榷，门诊费用在试营业后确定为130元/人次。医院还解释，预留下来的40％的特需服务，是用来维持60％的基本医疗服务的。

    而医院之所以要采取这种模式，是因为根据香港大学与深圳市的协议，5年之后医院仍然是归属于深圳市的公立医院，但深圳市将不再为医院提供财政支持，医院盈亏自负。

    这是港大深圳医院如何将香港模式融入内地的一个关键问题，从香港来的管理团队对此也颇感棘手。

    在香港，由香港医管局管理的公立医院，每年会得到政府超过92％的资金支持，香港市民到公立医院看病只需付极少费用；而在深圳，由于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模式，医院得到的政府补贴为17％，病人则需要支付社保之外的大部分费用。

但至少目前，从香港来的港大深圳医院，还能享受到类似玛丽医院的待遇。根据深圳市卫人委最新发布的部门预算，2013年深圳市公立医院预算项目支出为118652万元，比2012年的45159万元增加162.7％，其中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占用预算的收支规模达到10.5亿元。

    邓惠琼表示，尽管目前深圳市财政对港大深圳医院倾力支持，但医院也要考虑5年后医院如何生存下去的问题。相比其他公立医院每年获得政府17％财政支持的力度，港大深圳医院五年内几乎由政府供养，但这并不可持续，需要早做打算。

    问题在于，每年仅获得17％财政支持的其他公立医院，可以通过鼓励大量的检查费用和药品费用，来弥补医院运营资金的漏洞，但断奶后的港大深圳医院，其“打包”收费和医生团队负责的制度在设计上，就是为了防止多开药和多检查等“过度医疗”的陋规，那么，医院的运营资金从何而来？

    两相悖论下，港大深圳医院只能借鉴为病人提供“特需服务”的模式。院长邓惠琼表示，2013年下半年，特需大楼将会投入使用，会开放200张病床投入特需服务。

    也有观察人士担忧，港大深圳医院在生存压力之下，会回到“以药养医”的老路。

    “廉洁模式”难留人

    2月20日，港大深圳医院举行新年后的第一次媒体见面会，院长邓惠琼带领来自香港的十多名部门主管走上前台，包括香港************医生李咏梅、香港抗击SARS的“功臣”袁国勇、肝脏移植专家卢宠茂等多名业界******医生亮相会场。

    但上述专家到港大深圳医院，大多只是兼职身份。根据计划，医院成熟运营后的医疗队伍有993人，其中从香港过来的全职医生将不到40人，大部分的医生需要从内地招聘。

    医院在招聘医生时采取全员聘用制，来自香港和内地的医生都签订聘用合同，不再保留事业编制。此项改革原本旨在破除医生的体制束缚，使之成为“自由医生”。但如此一来，港大深圳医院就必须解决内地医生与香港医生岗位薪资如何确定，以及如何从内地的“体制中”招聘高素质医生的问题。

    邓惠琼告诉记者，在法人治理的结构下，医院参照公司的模式，为员工设定了12个层级的薪资标准，有一套考核标准来确定员工处在那个层级，相同层级的医生薪水是相同的。“从香港过来的医生都是最顶层的”，因而他们的薪水要高于内地医生。

    在招聘内地医生这个问题上，邓惠琼表示乐观。截至1月15日，医院共聘用了491个员工，其中医生124人，护理153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员中虽82％都有本科以上学历，但有50％的人员年龄在30岁以下。

    反映的问题是，尽管医院承诺提供两至三倍于内地医生“账面”工资的薪水，港大深圳医院依然难以招聘到有经验的医生。

    一位参加了港大深圳医院招聘的医生对记者表示，竞聘港大深圳医院，看重的是医院的培训资源，在新的医院中可以成长得更快，至于以后怎么办，要看医院发展得怎么样。

    这种观望态度并非特例。记者也了解到，在港大深圳医院筹建之初，主管该项工作的深圳市卫人委曾从深圳市的医疗系统中抽调人手补充到医院，但不久后大部分人员考虑到实际收入和没有“编制”的风险，都回到了原单位。

    事实上，医生对实际收入和风险的考虑，并非毫无道理。由于港大深圳医院担任的改革角色，在与医生的雇佣合约上明确了门诊的打包收费制度，对病人采用团队负责制度。这种情况下，医生收红包和吃回扣的路径被堵住，也杜绝了其滥开药和滥检查的牟利空间。

    但在普通医院中，医生收红包和回扣几乎成为公开的秘密，这部分的收入甚至超过其“账面”工资。港大深圳医院要杜绝红包和回扣，除了有一套内部监督系统外，如何保证提供真正具有竞争力的薪水？

    更为重要的是，移植于香港的这套诊疗系统，需要有一套外部的管理制度来约束。据受聘医生、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外科学系教授卢宠茂介绍，香港医管局每年对于公立医院平摊到每个病人身上的费用都有检测和控制，医院要在预算内尽力压缩成本，此外医生还要接受廉政公署的监督。

    而在深圳，成立不久的医管局并没有细化监督到花在每位病人身上的医疗费用。医院和医生生存的压力，也促使“过度医疗”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卢宠茂表示，港大深圳医院的管理模式和收费标准，规范了内地医疗体制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为患者节约了医疗费用。但是，五年后，当港大深圳医院必须自食其力时，缺乏外部监督的医院又会何去何从？

    自行采购仍无期

    内部的管理制度如何完善，医院或许还有试验的空间，但在与外部的管理体制接触的过程中，不适之感无法回避。

    邓惠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数次表示对内地医院医疗器械采购程序的复杂和冗长的不适。这些医院急需的设备不能到位，严重影响了医院的正常运营。

    据卢宠茂介绍，在肿瘤诊疗中心开设后，由于放疗设备不到位，医院只能对患者进行化疗。但早在一年前，医院便拿到相关设备的购买许可，却卡在发改委的项目评估预算环节。

    尽管身为院长，邓惠琼对此也无可奈何。她表示，医药在采购医疗设备时，必须先由医院方面的专家评估设备购买的必要性，然后由发改委组织专家进行预算评估，财政部门的拨款才能到位，在这之后还有招投标和评估程序。“大概要12到18个月”，邓慧琼表示，这个速度相比香港要慢许多。

    相比之下，医院在药品采购环节的要求就小很多。由于前期运营效果有限，医院对药品的需求也不大。进入广东省药品采购平台的1500多种药品，港大深圳医院目前实际需要的只有700多种，使用数量也不大，因此并未推进此前院方提出的“全球采购”、“自主议价”等改革。

    但医院药学部经理粱镇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考虑到医院“打包”费用制度有压低药品价格的需要，医院在酝酿一套可自行采购药品的方案，希望能够获得主管部门的批准。

    邓惠琼则强调，这套方案的目的，不在于能够压低多少药品价格，而在于希望能够采购到广东省药品采购平台中没有的药品，以供有需要的患者使用。

    但即便是这样一套采购方案，何时推行也并无时间表。在深圳市卫人委公布的2013年工作要点的文件中，深化医药卫生综合改革的重点在完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推进公立医院管办分开、政事分开和医药分开，药品自主采购并没有提上日程。

    事实上，尽管港大深圳医院采取法人治理结构，在董事会15位成员中，有8名来自内地，其中有5名政府官员，深圳市副市长吴以环出任董事长，但涉及到服务收费和制度改革的举措，医院并没有自主权。

以深圳市每年拨付给医院的财政支出为例，院方需要提供预算报告，在董事会同意之前，需得到深圳市财政委的首肯，院长代表医院与财政部门沟通，董事会才能通过预算方案。

    此外，港大深圳医院聘用人员的总人数，也需要得到编办的支持。只不过与其他医院不同的是，在医生聘用制的前提下，编办不会规定医生、护理的具体数目。

这种情况下，医院董事会日常管理和监督职能如何体现，仍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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