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摘录一段：
    记者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五号楼风湿免疫科医生办公室看到，医护人员已经恢复了正常的工作，但他们仍旧难掩悲痛的心情。对于这起伤人事件，办公室的医护人员面对记者的镜头并不愿多说。记者看到，在事发的风湿免疫科医生办公室的墙壁上以及楼梯间内，血迹犹存。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相关负责人介绍，犯罪嫌疑人叫李梦南，1994年生人，父亲现在在监狱服刑，由他的爷爷奶奶抚养长大。李梦南因患强直性脊柱炎，23日9点左右，乘火车来到哈医大一院治疗。医生经了解得知李梦南患有肺结核，于是建议他先到哈尔滨胸科医院检查治疗。李梦南做完检查后再次回到哈医大一院，将检查结果交给医生。因治疗强直性脊柱炎会对肺部造成影响，所以医生建议他应先治好肺结核后再行治疗。李梦南认为医生不给他看病，随即心生不满，于23日下午四点左右，购买了一把水果刀，带到风湿免疫科医生办公室，对4名医务人员行凶，致1人死亡，3人受伤。犯罪嫌疑人李梦南行凶后欲自杀未果，于23日晚在急诊室被民警抓获。

    官方一再强调：这起恶性伤人的事件侦破结果已经定性为偶发的治疗案件，凶手属于“激情杀人”，与医患纠纷无关。

    实际上，这同网上流传的事实真相有一定差距。

    我们看看未满17岁的杀人犯李梦南的故事。

李梦南本人刚满17岁，父亲入狱，爷爷患有肺癌。李梦南从小由爷爷奶奶养大，因为患有强直性脊柱炎，初一时候被迫退学曾经多次长距离坐车到哈尔滨市治疗疾病。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出门看病是件特别麻烦的事。镇里的医院只能看些肚疼脑热的小病，想去首府海拉尔，坐火车要14个小时。更近的选择是邻市齐齐哈尔，坐火车最快5个半小时。但人们更愿意去邻省的哈尔滨市，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二医院列在他们医保本上13家外地医疗定点医院中，这可是真正的大医院，虽然坐火车最快得10个小时。
    李梦南和爷爷李禄总是坐夕发朝至的那一班火车，可以省下一晚上住宿钱。总是硬座，一张48元，虽然李梦南僵直的腿和爷爷患过胃癌的身体更需要躺着。
　　翻过大杨树东站的铁道，在散落着垃圾的石砌长护栏中找到一个豁口，走进去，将面对一大片户户围木栅栏、带小片菜地的平房区。你很难将带着城镇气息的地址“某路第二住宅小区XXX号”跟这里联系起来，那些纵横交错的烂泥路实在不像有正经名字。

　　泥、草和砖混建成李梦南的家，没钱装双层窗户避寒，就在墙后遮一层塑料布挡风。两间屋子两个炕，平常男女分开，爷爷和李梦南睡一张炕，奶奶和姑姑、叔叔家的两个闺女睡一张炕。逢年过节姑姑和叔叔两家回来，也是挤在这两张炕上。
　　保丰满社区的1400多户人家，许多来自大兴煤矿。几年前煤矿垮了，有的人下岗分流向农场，有的自谋出路。
　　煤矿工人李禄觉得自己运气不错，几十年来他看过太多工友在自己身边横死，而他熬了过来，顺利退休，现在拿到了每月1300多元的退休金。虽然十几年前，大儿子因为抢劫罪和伤害罪被判死缓入狱，只留下两三岁的孙子李梦南。现在，孙子长大了，大儿子明年也要出狱了。
　　2009年，李禄被查出患有胃癌，手术切除四分之三的胃，看病前后花了近二十万元。“煤矿没给交够社保，报销的比例特别低。后来补上社保才高点。自己总共出了一半。”这笔钱掏空了整个家底，还外借五六万元。
　　保丰满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陈静娟对李禄家条件差深有印象：“因为他家有两个病人。”社区里有一个病人的家庭不少见，那已经足够让全家喘不过气，何况两个。社区给李梦南申请了低保，每月近两百元，刚够他和爷爷去哈尔滨看一次病的来回火车票。
    李梦南总想自己挣钱，书读到初一退学，就盘算着去铁道上的饭店找点儿活，或者粘点糖葫芦上学校门口去卖。叔叔姑姑给监狱里的爸爸寄钱，李梦南坚持要叔叔李春明记着账：“我一定挣钱还你们。” 
　　在爷爷患胃癌的2009年，李梦南感觉腿疼。去镇上医院查，说可能因为长个儿，不碍事。
　　之后，15岁的李梦南借了别人的一张身份证，跟着姑姑去北京一家洗浴中心做服务员。切水果、扫房间，一个月六七百元。

　　那是他最开心的时光，虽然辛苦，但“感觉挺风光的，能挣钱了”。他甚至掏出200元，给监狱里的爸爸买了一条乔丹牌运动裤，尽管他自己的衣服多是亲友穿剩的。叔叔觉得太贵了，普通裤子就可以，李梦南还是坚持。那是他记忆中第二次见到爸爸。

　　他记忆中没有妈妈——妈妈在他10个月大时就离开了，连名字都没给他起，之后这个人再没出现。姑姑李春红学着电视剧，给他起了“梦南”二字。这让姑姑后悔：“都说这名字不好，难。”

　　李梦南在北京买了几本书，闲暇时就坐着看：《年轻人如何适应社会》、《求人办事技巧大全》、《做人有心眼交际有手腕》、《做人的N种技巧》。出事后，穿着黄色囚服的李梦南讷讷解释：“买那些书我就想看看，一个人在社会上怎样发展。”
　　打工只断断续续了10个月，李梦南的腿越来越疼，医保之外的北京医院远非他家所能承受。李梦南回到了大杨树镇看病，背着那4本讲解人际交往的书，翻得所有书边都发黑了。
　　他越来越不爱出门，因为受不了别人总瞅他那一拐一拐的腿。同龄的孩子或在上学，或在打工，没有人是他的朋友。李梦南更愿意呆在家里帮奶奶干家务活，帮妹妹扎小辫，给狗砌个窝，倒脏水提不了一桶就提半桶。偶尔出门散个步，在镇上广场转一圈就回家了。

　　求医
　　2010年9月，李梦南跟着爷爷第一次到哈医大一院看病。李禄记得，挂了骨外科的号，拍了片子后，大夫祁全认为可能与风湿有关。

　　“那天正好风湿免疫科专家坐诊，我就挂了主任张志毅的号。”所有医生中，李禄只有提起张志毅时会一下子提高声音：“就受不了他那不可一世的样儿!我花 25块钱挂号啊，他眼睛也没抬，就说你这孩子跟风湿没关系。我低声下气地说，我们老远从大兴安岭来的，坐火车快车还得10个小时，我就想整明白它到底是什么病，花钱多少无所谓。他说那我给你开一大堆条子，你花个两三千就满意了吗?”
　　李禄带着孙子回到骨外科，被诊断为滑膜炎，开始打封闭针治疗。“病情越来越严重，本来能走道，后来下地都吃力。”李禄说。
　　2011年4月，爷孙俩第二次来到哈医大一院，住院骨外科，被诊断为强直性脊柱炎。“正好又是张志毅值班，我又花了25块钱挂号，这回他一看片子，就说你这怎么能住骨科呢?那种专横跋扈的样子!我说那你上次说的咋不一样。他不承认了。”李禄说。

　　李梦南住进了风湿免疫科病房，医生推荐两种药供选择：一种益赛普23000元，一种类克39000元。爷爷盘算了一下：“类克效果更好，而且属于医保范围，可以报销差不多一半。益赛普不在医保里。”李梦南参加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三级医院看病，30001元以上可以报销55％，如果去一级医院可以报销75％，但这种级别低的医院治不了这个病。

　　李梦南有些不安，即使报销一半，这样的价格对已经被疾病侵袭一次的家庭来说还是太贵了，姑姑和叔叔的打工收入已经全投了进去。李梦南找叔叔谈，叔叔安慰他：治好了去打工，几年就能挣回来。
　　类克共需打三针，第一针下去，效果立显。本来挪腿很吃力的李梦南开心地在院子里来回跑，向奶奶喊着：“奶，你瞅着我能跑啦!”

　　2011年5月，爷孙俩去哈医大一院打第二针类克。李梦南想象着三针之后，他就能去北京继续打工挣钱。

    老萨附注：其实肺结核病人******不能用类克治疗，随便用类克是非常危险的，甚至会造成患者死亡。类克的说明中写道：使用类克抑制了TNF-α，也抑制了淋巴细胞的活性，因此结核病人如果在感染未受控制的情况下使用类克，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所以，类克使用的第一条要求就是：所有准备使用类克的患者，均需详细询问结核病病史，包括接触史、治疗情况，以及详细查体。用药前均需接受胸片X线检查和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purified protein derivative， PPD）皮肤试验。显然，哈医大此次诊断应该属于误诊！

　　然而一住进医院李梦南就高烧数天，有了肺结核症状。按照药性，类克必须停用，先治肺结核。他挣钱的梦想又延后了。
　　孙子住院时，李禄花10块钱一天陪床。他记得好像见过王浩。这个年轻人总跟着医生查房，从来不说话，在旁边作记录。

    结核
　　在哈尔滨治肺结核不属于李梦南的医保范围，爷孙俩回了呼伦贝尔市的扎兰屯结核医院。虽是同一个市，但这里离大杨树镇还有七百多里路，坐车得5个小时。
　　治了两个月，李禄打电话问哈医大一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梅轶芳，她正是王浩的导师。梅轶芳让他来医院看看。第四次来的结果是，还得回去继续治肺结核。
　　李梦南渐渐出现奇怪的举动。有时半夜起来，叠好被子静静坐床边。一个人时会不自觉地笑。李禄记得：“有一次在扎兰屯医院，他说，爷，我治好病了还得上学，保证考上好大学。我说‘行’，他就激动了，晚上9点多，正下雨，他跑到大街上边跑边喊。我把他强行弄回来，他咣咣踹墙，说我真高兴啊，我能考上******大学。”邻居王婶有点害怕他：“觉得他怪怪的，我都拉住我家孩子不让他们一起玩。”
　　李禄把这些告诉扎兰屯结核医院，医生很快停用了治肺结核的药异烟肼，说李梦南永远都不能再用这种药。李禄托人去查，听说这种药可能导致精神问题。

    老萨问：为什么导致精神问题的药，就能这样随便使用？为什么没有人告知他们，要老头子自己去问了才知道？
　　住院四五个月后，结核医院诊断结核病已好。2011年12月初，爷孙俩第五次来哈医大一院，年轻的女医生郑一宁诊断结核没痊愈，仍不适合打类克。“她说再吃两个月口服药再来，就可以打了。”李梦南把这句话当作希望，牢牢记得。

    老萨问：肺结核是否治愈，有这么难诊断吗？为什么一个医院一个说法？

　　崩溃
　　3月22日晚上，李梦南帮奶奶收拾了后屋，出门前还说：“奶，等我回来再一起拆被子。”他和爷爷第六次坐上硬座火车去哈尔滨。李梦南相信这次一定能打类克，走前大声哈一下气，按按肺，激动地对奶奶说：“这次一点也不疼，上次还有一点疼呢!这次肯定能打!”

　　早上到哈尔滨，爷孙俩各吃一碗泡面，直奔住院部的风湿免疫科，没有挂号。这是许多老病人的习惯。
　　接待他们的是上一次的女医生郑一宁，她让李梦南去专治结核的哈尔滨市胸科医院拍张片子查下结核。李禄心里嫌折腾：以前做专项化验才去胸科医院，片子都是在你们医院拍。

　　爷孙俩坐13路车，半个多小时到胸科医院，又折回来。郑一宁说他们没拿胸科医院的门诊手册。那本子是要花1块钱的，要没人特别提醒需要这个，李禄一般不买。

　　已到中午，没有吃饭，李梦南让爷爷歇会儿，自己去拿。爷爷去调取李梦南以前的病历，准备用来申请每年一次的低保户大病救助，去年这项报销了4000元，多少有些用。
　　14：03，爷爷在离医院门口百余米的半地下小旅馆登记了房间。老板娘记得他们起码来住过3次，“每次都是爷孙俩，看着挺不容易”，50元一间的房子主动给算了40元。3点半，李梦南回来，两人又去医院。

　　郑一宁觉得不能打类克，李禄让再看看，郑就领着爷孙俩去找副主任赵彦萍。穿过长长的走廊，到了门口，没让李梦南进屋。赵彦萍的结论依然是不能打，再休息3个月。

　　“我觉得大夫有意刁难我。”李梦南后来说，他没办法全相信大夫了：“3个月前来，说再吃两个月药可以，再来却还是不行，感觉欺骗我似的，我觉得是他们胆小。”

　　李梦南太盼望打类克了。他没认真想过那可能导致结核复发，他就相信“这次我一定能打”——求医多次、爷爷的身体、途中花费、折腾取片子的劳累、在希望和失望之间的来来回回……所有这些，在17岁男孩的脑子里剧烈撞击，但谁也没看出异样。只要是那个科“穿白衣服的，能伤几个伤几个”。尽管李梦南觉得郑一宁和之前的梅轶芳接待态度“挺好的”，觉得哈医大一院“还行”。

    老萨说：其实不打类克是对的，但为什么李梦南强烈希望打，没有任何顾虑？显然是没有人告诉他，之前他的高烧是跟类克有关！如果有人告诉他，你的肺结核如果没好就打类克回送命，他能打吗？

    下午4点多，回到小旅馆，爷爷说要不吃点韭菜盒子吧，李梦南说不。爷爷太累了，倒头睡下。李梦南出门，买刀，走向医院5号楼第5层。

    此时，王浩也没吃饭，他走出租住小屋，房东问：“去吃饭呀?”王浩笑笑：“去值夜班。”

    几分钟后，李梦南走近医生办公室，第一个看到王浩，侧坐在离门口最近的位置。李梦南有点担心这个人高高的个子，他亮出了手中的刀。

　　杀人了，自己也活不了的。李梦南想着，抬手在自己脖子上划了三刀，流很多血，却已经感觉不到疼。

    回到医院门口几百米的半地下小旅店里，正在睡觉的爷爷李禄看到他，吓住了。孙子浑身是血，说：“爷爷，我把医生杀了，我也不想活了。”

    “给你们减轻点负担。”

    显然，李梦南杀人有些突兀，应该检查一下他的精神是否有问题。

    导致李梦南杀人又自杀的原因包括：没钱治病，病痛久治不愈，医生冷淡对待，医疗误诊，社会底层生活艰难。

    但医院方面如果宣称没有问题，自然也是无法自愿其说的。

    官方媒体评论说：在腾讯网转发了该消息后，居然6161人中有4018人表示“感到高兴”，而在网易的网民评论中，甚至有人呼吁“应该举国欢庆”。如此悲剧，却被那么多人当喜剧看，这才是**的悲剧。

    老萨开说

    其实这里面的问题一点也不复杂，听老萨说说：

    1.老萨本人的小遭遇

    在国外，医生******是一个收入丰厚，又极为受尊敬的职业。大家都看过《成长的烦恼》吧，男主人公是一个精神病医生，在家开办私人诊所，就能养活全家，而且在外颇受尊敬。
    其实，并不仅仅是国外。在中国，大约20，30年前，医生也是一个收入不算很高，但很受人尊敬的职业。老萨有个远亲，在文革期间因为一次意外爆炸，深受重伤。当时送到医院以后，全身被炸烂，医生通宵手术取出碎片和异物，救了他的命。受伤以后一二周内，由于皮肉溃烂，全身臭不可闻，全靠护士细心治疗，才渡过了危险期。大家都知道，当年医生和护士救活一个人，并没有任何的奖金，救跟不救是差不多的。让他们救人的，就是所谓的医德。
    但没过多少年，到了80年代开始，医患矛盾开始激化。老萨身边发生的几件事情说明了这一点。

    第一，一个从小好朋友的母亲当年生他的时候，大概是80年代初。作为南京市**的医院，医生对患者已经开始冷淡和不耐烦。他母亲在已经就要分娩的情况下，因为医生换班回家，根本没有管，仍在病床上半个多小时。直到新上班的医生吹完牛过来的时候，小孩子的头已经出来一半了。

    第二，一个朋友的父亲得了不算很严重的疾病，可以保守治疗，也可以手术治疗。结果，他们家在医生建议下作了一个据说非常安全的手术，手术前给了所有医生重金红包！在手术之后一年，他的父亲因为严重并发症去世，一般认为是手术失败导致的。这家人比较老实，还没有去找医生闹事，只是要求把之前给的红包全部退回。没想到，几个医生居然全部拒绝，后来他家人要去法院起诉，医生才被迫退回红包。

    第三，老萨本人去年精神压力较大，事情较多，胃部有些胀气和胃酸。因为老萨自己懂一些医学知识，自诊认为可能是幽门螺旋杆菌导致，去家附近大医院就诊的时候，要求医生做个测试杆菌的吹气。但这个主任医生根本不予理会，坚持让老萨做胃镜，说是根本不可能是幽门螺旋杆菌，多说一句就让走人。老萨第一次没同意，第二次又去，在家人强力劝告下，只得做了一个胃镜。胃镜的过程大家都知道，基本像上刑一样。期间，夹了一块肉，导致老萨疼了一个星期。结果，证明就是幽门螺旋杆菌，主任医生复诊时候基本没有说话，默默开了治疗的药物。吃了以后，三天见效，一周之后症状基本消失。需要说明的是，吹气花费是100，胃镜花费是600。

    第四，在俄国的时候，有个同学刚刚下飞机几天，就因为水土不服住院。前后住了半个月，做了很多种治疗，还有漂亮护士热情服务（让这小子得意的，后来吹了几个月）。不过这个同学家境不宽裕，没有带什么钱来，所以刚刚一好挣扎着要出院。出院的时候，看到账单就傻了。因为他已经办了学校的医疗保险，结果二周的住院和治疗费用仅仅200多卢布，相当于人民币几十块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算住乡下小客店，也不止花这么多钱。

    2.商业化的医疗制度是罪魁祸首

    自然，杀人是不对的，除了少数没有医德，将患者生命当做儿戏的医生，绝大部分医生罪不至死。
    而之所以医患矛盾到了今天这个地步，道理很简单，是因为我国的医疗制度有严重问题。

    几十年前，我们是所谓公费医疗，老百姓很少花钱。客观来说，当时医疗水平并不高，也有不少误诊和因为水平不够的医疗事故，但大家有病还是可以看得，有了事故有组织出面协调解决，结果基本双方都能接受。如果医生有了严重问题，还有相应的处分，患者也不能无理取闹，所以医患问题并不严重。
    患者普遍尊敬医生，因为他们并没有花费什么钱，医生治疗他们的好坏，还是处于完全的职业态度和敬业精神。
    所以患者对医生普遍有一种感激的心理。

    而医生对患者，也还是不错的。因为医生收入是有保障和固定的，也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并不因为多看一个病人多一些收入。所以医生对他们的收入，社会地位都是比较满意的。加上当年乡镇县市医疗机构很多，医生的压力并不大，看的病人也不算多，不太辛苦。所以，由于医生和患者没有任何直接矛盾和冲突，所以医生对待患者的态度一般是不错的，比较讲医德的。

    这一切从最根本上说来，其实就是一个字，钱。
    那个时代，看病的钱是 国家出的，这个医疗制度是国家投入比较的一部分。
    虽然其实这个钱还是老百姓辛苦工作制造出来的钱，但毕竟用在了老百姓自己头上。

    因为医生和患者没有直接的经济和利益纠纷，所以，双方并不对立。

    但是，现在则完全不同。改革开放一来，我们认为医疗投入太大，不利于经济改革，将公费医疗由原来的国家拨款八成，医院承担二成，转变为国家拨款二成（甚至一成），医院承担八成。

    数据如下：2011年，我国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仅占GDP的1.35％，低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而发达国家的政府卫生支出占GDP比例一般为6％—8％，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2％—6％而这些支出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公费医疗，不包括老百姓（中科院调查报告）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卫生筹资及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我国列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到数第四。在卫生总体绩效评估中名列144位。可见我国的卫生医疗已进入世界最贫困国家之列了。

    对比美国：以2003年为例，美国当年的国民医疗总开支高达1679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3％。而在医疗总开支中，公共部门的投入，即由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投入的经费，占到46％。假如把美国各级政府为医疗保障提供的税收减免也考虑进去，则公共投入所占的比重会超过60％。

    这样一来，必然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国家不给钱，医院就没钱支持下去，也不能维持正常运作和医生工资。无奈之下，医院被迫下海，从患者身上捞钱。

    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把一件事情作为改革成绩大肆宣扬，现在这10年则不说了，因为事情闹大了，这就是所谓以药养医。
    医院每年的主要收入，全部来自患者。但国家规定死了关于检查收费的标准，医生不能通过单项检查赚钱，那么只能通过第一将检查尽量多做，第二就是卖药买赚钱。

    检查多做，就是什么都查。
    如下：“梅毒螺旋体特异抗体”是一个体诊断梅毒的化验项目，林砚君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这个字眼与89岁的母亲联系在一起，而在老人住院看病化验的46个化验指标中，此项赫然在列。只住院3天，林砚君却收到4700余元的治疗账单，仅化验费就高达1523.5元。

    医药厂成本为一盒1毛钱的药，到了中间商手上是1块，到了医院手上是10块。中间的利润，由三者分成，一般来说医院分的最多。

    如下：
    北京的张先生患有慢性支气管炎。今年2月，张先生到山东济南出差，慢性支气管炎突然发作，于是他前往附近的一家诊所治疗，诊所的医生给他开的药是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可是一看药费单上的价钱张先生吃了一惊，这盒也就是十块钱吧！张先生怀疑是假药。
　　张先生告诉记者，在北京的时候每次慢性支气管炎发作，他都会去隆福医院，医生给他开的同样是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而每次输液的费用大约在40元左右，但在济南的这家诊所输液一次还不到10块钱。

    记者首先来到了给张先生开药的这家诊所，这里的医生介绍，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每盒有6支，虽然他们这里的售价不高，但肯定不是假药。山东济南某诊所  医生回到：我给你写个字（据），要是出现假的赔你100倍要发现假货可以按100倍赔给你！　

    记者随后几经周折，先后走访了山东省济南市的四家医药公司，结果发现，这几家医药公司所销售的规格为0.3克2毫升的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售价相差无几，每盒售价都在3块8毛钱左右。

    记者在最后的调查中发现，一盒6支装的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的医药批发公司的售价在3.85元左右，而医药批发公司从药厂进货的出厂价，每支仅仅在6毛钱左右。如果张先生提供的情况属实，同一厂家同一规格的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在北京隆福医院的零售价为12.65元，那么，从药厂出厂价到北京隆福医院的终端价，中间利润竟然高达2000％以上。

    医生的收入，从由国家负责，变成和效率挂钩。所谓效益，就是开药的多少，卖掉多少医疗器械等等。

    这样一来，患者变成医生和医院的衣食父母，双方存在赤裸裸的利益关系，自然矛盾也就难免。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在农村，都需要看家护院的狗。一个农户家没有狗，向邻居家借一条狗，吃饭睡觉都在邻居家，就是晚上帮你看看门。因为这个农户没有付出什么，所以肯定不会要求太高。狗狗能大概看住家，不丢什么值钱东西就行了，丢一些小东西也就算了。
    但如果这是你自己家重金养的狗，吃你的用你的，结果还是没有看好门，家里值钱东西被偷了。那显然这条狗就要变成狗肉火锅了。

    道理就是这样。

    对于患者来说，20年内，看病贵了几十倍，一个感冒咳嗽都要花费好几百。既然我花了钱，自然希望看好病，治好病。
    一旦遇到病治不好，受到医生冷遇，刁难，欺诈，甚至极少数的变相谋财害命，或者医疗官司久久没有结果，肯定会有一些患者会怒火中烧，以乱砍乱杀来发泄不满。

    其实，这一切的主要问题，并不完全在医生或者患者。本质上来说，是因为国家把自己的责任抽出来了，把患者和医院直接放到对立面，才造成了现在这样的结果。

    任何一个国家，哪怕美国，只要这么一搞，必然就会有极大的医患矛盾。

    美国的医疗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一种是公立医院，一种是私立医院。
    美国公立医院规模很大，每座城市都有几家，他们基本没有什么赢利，完全是作为公益目的，为美国公民看病。公立医院是非营利性、免税的，只按服务水平收费，收入用于医院的生存和发展。公立医院的医生收入不是很高，绝大部分收入来自国家的拨款，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公务员。

    私立医院则分为两种，一种是非营利性但也不是政府的，这主要是各种慈善机构等等组织搞的，作为对公立医院的补充。另外一种则是盈利性私立医院，这些医院收费较高，但水平一般相当高超，以专科医院为多。在私营医院工作的医生，一般薪水很高，也是中国医生羡慕的那些美国医生。

    公立医院基本满足美国穷人的最低保障，私立医院除了提供美国公民基本医疗服务以外，还提供比较高端的医疗服务。
    两者配合，形成了美国整个医疗制度。
    简单来说，在美国，没钱有没钱的看病方法，有钱有有钱的看病方法。

     3.利益问题导致医德尽失

    老萨有几个医生朋友，跟他们闲聊中听说了医生内部很多黑幕，其中不少算得上触目惊心。说句实话，以这些医生中极少数人的所作所为，他们因此被砍也并不算稀奇。就算他们不是医生，是教师或者警察，做出这些事情也一样会被砍。

    而患者对医生**的抱怨在于，收红包，不给钱不好好看病手术。
    其实对于医生也很委屈，他们经常抱怨薪水没有西方医生高，因为都是国家规定好的，基本都是几千元。
    而且平时值班多，压力大，非常辛苦。
    当然，把中美医生收入对比是没道理的，因为中国人和一个行业的成本相比美国都是低的，哪怕洗盘子。
    以老萨工作的IT为例，公司在美国招收的本地员工，薪水是老萨的数倍，而技术上面还要做老萨的徒弟。
    更不要说美国医生的水平，跟中国医生有着多大的差别。

    这是国情，不能这样来比。
    但作为医生来说，他们因为收入不是很高，为了弥补付出和收入的差距，那么灰色收入自然就来了。
    中国各行各业都有灰色收入，但医生的灰色收入是最为敏感的。
    医生的灰色收入，就是红包和医药回扣。

    南京本地媒体的调查：708位网友参与了本期“你会给医生送红包求踏实吗”的主题调查。调查显示，70％的网友给医生送过红包。在给医生送过红包的网友中，88％的人送的是现金。77％的网友称给医生送过红包后，感觉医生的态度明显好转。
    调查显示，总体上看来，给医生送过红包的网友中75％的人并不情愿，之所以送，涉及多种具体心理。送红包的网友中，39％是为了求个心里踏实，不送怕医生不尽心治疗；31％的网友称自己是人云亦云，随潜规则行事，别人送自己也得送；22％的网友担心不送红包会引起医生不满给自己添罪受；只有6％的网友则表示医生的辛苦工作，让自己或者家人康复，送红包完全是出于表达谢意。

    “54％的医生表示曾有过接受药品回扣的行为，还有39％的人说曾接受医药公司的会议资助。”在第二届中美健康峰会上，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以此来证明中国医疗行业职业道德建设的必要性。

    相比很多哭穷的医生，其实一些医院的主治医生，可以开刀的主刀，这些人一年几十万收入并不稀奇。2，3年买上别墅跑车的也大有人在。
    真正可怜的是小医院，尤其是乡镇医院的医生，他们才是没钱，也没有红包可拿的人。

    在相当一部分医生心中，现在行医已经没什么医德可言，就是一份职业，就是为钱。
    一切从利益出发，自然道德就没了。
    给钱一个样，不给钱两外一个样。
    对于油水高的患者一个样，对于没油水的另外一个样，甚至不理不管，能推就推，随便诊断。
    老萨以前看过一个案例，说的是一个妇女的医疗官司。他做一个手术时候，送红包时候把所有的医生护士都送了，但因为对医学不懂，忘了麻醉师的。麻醉师将他的*********做了手脚，导致手术期间*********失效，但她不能动弹，也不能说话。手术的剧痛让这个妇女终生难忘。

    至于深圳搀扶没给红包被缝肛门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并不稀奇。

    而这一切的根本，仍然是在于制度的原因。如果国家将医生的薪水提高一些，能够达到相对较高的水平，再加上类似西方那种严格又民主的医德监督机构，看看谁敢搞这些？

    利益问题在美国医疗界极少出现。
    道理很简单，人家在制度上尽量预防了这些。

    首先，美国的医院治疗诊断权，没有卖药权。也就是医院只是诊断的，患者买药有另外的药店，药房负责。医药根本就是分开的，所以完全谈不上以药养医，也省去了中间保障的医药费用。

    其次，美国监督机制非常完善，一旦医生收到患者大笔财物，很难逃过监控。美国目前现金的交易极少，基本通过转账刷卡形势。而医生的账户大部分是被监控的，对每一笔收入，银行都会进行监督，数额较大的来历不明的钱均会被盘查，并记入个人档案，影响一个人的信誉。

    再次，美国医学界有所谓的诚信档案。有劣迹的医生将被全美医师协会打入黑名单，所有黑名单上的人，将不被美国境内的任何医疗机构聘用，换句话说，他也就无法行医了，饭碗被砸了。

    最后，美国医生待遇较高。美国当医生，可谓美国最难的职业。而一个美国医生，从上大学开始到能够独立行医，至少需要10年的时间，期间要通过无数考试。

    即使成为医生以后，定期也要参加各种的考试。美国的家庭医生，每隔7年就必须参加一次非常严格的资格考试。不通过的话，医生资格就立即取消。而且一旦成为知名医生，还需要定期搞出成绩，竞争极为激烈。在美国，医生这个行业是很难有混混存在的。就是因为门槛很高，所以美国医生数量并不多，全国仅有80万人。

    人才少了，待遇自然就高了。美国的医生收入远高于国民普遍水平，一些私立医院医生年薪炒锅20万美元，比美国总统拿的还多。如果被禁止行医，则意味着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技能，即使改行也来不及了。所以，没有人愿意为了区区数百美元的红包，铤而走险，冒着失去20万年薪终身职业的危险。

    4.乡镇医院的崩溃，大医院的繁忙，小诊所的泛滥

    老萨不是一味责怪国家，但却是乡镇医院的解体就是国家导致的。
    以前农民看病也不太容易，也有不少有病没地方治疗的。
    但至少乡镇医院还是有的，不是偏远地区的农民，去镇乡医院还是可以看病的甚至手术的。
    较复杂的病，农民还可以去县城看。
    但现在怎么样，中国乡镇医院由于国家让地方财政负责运转，导致这些医院纷纷垮台，濒于崩溃。
    由于这些医院没钱，硬件条件差，待遇差，有点能力的医生护士都不愿意去，留下的医生护士能力不足，更要一个人顶几个人用，导致医疗水平非常差。
    同时，乡镇医院要维持运转，也需要医药收入作为贴补，所以他们治疗的费用并不低，老百姓也怨声载道。

    农民有了病，稍微重一点的都不敢去乡镇医院看，因为看不好还白花钱，这有导致乡镇医院更是雪上加霜。
    作用是相互的，乡镇医院瓦解，又再次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乡镇卫生体系的崩溃，导致大量患者涌入城市的大医院，导致本来就紧缺的医疗资源更力不能支。医生压力增大，患者不满也增加。
    美国医院全部都是预约制度，一个医生一天看几个病人，每个病人都有享受到详单完善的诊断和治疗。
    中国呢，一个医生上午就是几十个病人，一天看下来，说实在的，医生也够累了，出现些失误也是难免的。
    同时，每个患者看病时间压缩到十几分钟甚至几分钟。老萨本人就有1分钟内被看好病，又被打发走的经历。

    以文章开始的杀人者来说，他也是没法在当地看病，才来的省城哈尔滨：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出门看病是件特别麻烦的事。镇里的医院只能看些肚疼脑热的小病，想去首府海拉尔，坐火车要14个小时。更近的选择是邻市齐齐哈尔，坐火车最快5个半小时。但人们更愿意去邻省的哈尔滨市，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二医院列在他们医保本上13家外地医疗定点医院中，这可是真正的大医院，虽然坐火车最快得10个小时。

    如果乡镇县医院能够治疗李梦南的病，他又怎么会长距离到哈尔滨看病。如果他不是一路忍受疾病和长途旅行的痛苦数次辗转两地，就一定会持刀杀人吗？

    乡镇县医院之所以搞成这样，本质上说，又是财政拨款的问题。
    连城市的医院都步履维艰，依靠地方乡镇财政，怎么可能维持医院的运行呢？
你说是谁的责任？

    大医院人满为患，镇乡医院崩溃，出现大量的医疗缺口，自然就有小诊所小医院来补充。

    而小诊所，小医院**的优势，就是便宜，方便，**的缺点是没保障。
    有人把小诊所称作送死医院，确实，他们看病比乡镇医院都要便宜的多，但由于大部分不正规，一旦出现医疗问题很难解决。
    最近出现很多小诊所挂水死亡，小诊所打针死亡的事情，也就是这个原因。
    国家对于小诊所态度很矛盾，让他们生存吧，太不正规，随时可能搞出人命。不让他们生存吧，农民看病问题又怎么解决。
    所以往往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没看到算了。
    自然，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

    美国的做的**的可谓乡镇医疗，也就是家庭医生。
    在美国，无论乡镇城市，每户人家都有家庭医生。这个家庭医生一般是负责某个社区，一个社区有很多这种医生。你如果有病了，并不是像中国人一样立即去医院，而是去你的家庭医生处检查。家庭医生一般是综合科的医生，他在自己诊所诊断以后，小毛病和他能治疗的问题就治好了，也可以就近在社区医院住院护理。如果实在他搞不定的，他会转到专业医院或者大医院去治疗。
    家庭医生一般都在患者家附近，所以看病的人基本就在家门口治病，不需要到处去跑。
    如果大家以为家庭医生的水平很烂，就太武断了。其实美国家庭医生水平并不差，他们是美国医生的中坚力量，也受过严格的医学训练。在全美80万医生中，60多万都是家庭医生。

    5.医疗纠纷解决制度的严重问题

    来自卫生部的统计数字表明，全国由于医患纠纷引发的冲击医院等恶性事件，2002年有五千多起，2004年上升到八千多起，2006年则将近一万起。 2008年，在太原召开的一个关于医疗纠纷全国性的内部会议上披露，全国医疗纠纷每年发生达百万起，并以100％的速度增长。

    大家都知道，一些血案都是在医疗纠纷长期无法解决以后出现的。
    2011年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部主任徐文在医院被曾经的治疗对象王宝洺砍伤。徐文头部被砍6刀、四肢部被砍10刀，经鉴定身体损伤程度为重伤。

    王宝洺妻子说，谁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王认为同仁医院的手术失败导致自己残疾后，试图通过各种路径讨要说法，“一开始没打官司，先写信。卫生局、国务院……他到处写，写完就寄走，也不说话。”妻子说，他们只希望医院出面说明情况。 
    2008年，王家开始起诉。据财新网报道，2008年7月，王宝洺将同仁医院和肿瘤医院一起告上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索赔1700多万元。

    王家给本报记者出示的几十页证据材料中，将同仁医院病历与留存病历对照着复印，并画出其中不一致之处。王家认为，同仁院方有“伪造病程记录、伪造医生签名、伪造手术记录、伪造手术现场”等问题。

    杨春香透露，因医患双方提交的病历不一致，司法鉴定停滞了。

    据财新网报道，2008年9月，东城区医学会发函称，在未能明确病历真伪之前，不能组织鉴定，需要中止鉴定。2009年初，朝阳区法院认为，案件与肿瘤医院关系不大，在王同意对肿瘤医院撤诉之后，将案件移交东城区法院。2009年6月、8月和2010年11月，东城区法院曾就病历的真实性进行了庭前谈话，让双方表达质证意见。王宝洺坚持认为，同仁医院提交法庭的病历不真实，而同仁医院辩称，尽管徐文的部分签名是补签，但是这并不影响病历的真伪。

    如何解读双方不一致的材料？杨春香称，因这些材料还处在质证阶段，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能否作为证据，不方便对外透露和解读。

   起诉三年，案件至今尚未正式开庭，这让王家心急。杨春香表示，官司由从朝阳区法院移到东城区法院受理，东城区法院又委托进行司法鉴定，“这些都要走程序，两个法院之间的磨合，也需要时间。”

    王家至今难以理解，总觉得无处说理。

    一名院方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医院曾接到法院通知，说9月16日此案将进行法庭调查。

    “这些事情，怎么医院都知道，却没人告诉我们？”王妻说。代理王宝洺刑事官司的律师杜平儒说：“前因是什么，对量刑会有影响。起诉三年还未开庭，一般不会这样。”

    相比美国，中国医疗纠纷**的问题在于医疗事故的认定。
    中国医疗事故认定同司法鉴定一样，可谓全世界最混乱的一个机构。
    医疗事故鉴定一般是上一级医疗机构选取的专家负责，显然，连瞎子也能看出其中的问题。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老子给儿子鉴定。

    以南京为例，自2002年9月至2006年底，南京市医学会从南京市卫生局处接下医疗事故鉴定后，该会医疗鉴定办公室共实际鉴定498例，其中鉴定为医疗事故的63例，仅占12.7％。

    而南京市医学会和医疗鉴定办公室还是国内相当有名的鉴定机构，这个鉴定的结果在全国来说还是相当高的。
    但显然，这同老百姓的预期是有极大差距的。
    既然老百姓不惜走司法途径去搞鉴定，肯定他们认为这就是医疗事故，才会敢于去打官司。
    而最终鉴定结果居然只有一成，其中猫腻大家想一想就知道。
    为什么会有血案，除了像李梦南这样年轻冲动的小孩子可能去杀人，一般正常人来说，肯定会首先去走司法途径。
    但司法途径的结果是这样，一些人只好忍气吞声算了。但这个社会，有人的地方就有各种人，肯定会有些人不甘沉沦，会爆发出来的。有的骂人，有的闹事，有的打架，甚至有的杀人，如果合法的途径能够解决，会有这么多血案吗？

    比如之前王宝洺那个案子，有完全中立机构鉴定，也不是拖到3年还没开庭，就算得出来一个对王不太好的结论，他能去做这种事情吗？要知道他是一个老师，又是一个书画家，不是冷血杀手。

    这一点在美国根本不是问题，美国的制度决定了医疗鉴定基本是公正，公平，公开的。医疗事故当时医生如果想造假或者蒙混过关，面临的就是法律和医疗协会的严惩。如果鉴定专家组因为私情循法，等待他们的是比肇事医生更严重的处罚。
至于美国的法院，不用多说了。就连总统克林顿和莱温斯基那点破事，都被他们抖出来说烂了！

    6.老百姓看不起病

    其实，很多医疗纠纷，在于老百姓倾家荡产的看病，结果人财两失，很多人就爆发了。

    如果有一个比较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老百姓不需要花很多钱就能看病，即使出现一些问题，怕是也不会有这么多血案。

    中国老百姓看不起病，尤其看不起大病是谁都知道的事情，农民连小病都看不起。

    河南省通许县大岗李乡苏刘庄村村医马文芳称，在农村的医疗没改革以前，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非常突出，农民由小病到大病，大病不敢进医院。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村有个病人，他有前列腺肥大和前列腺炎，因为时常小便不利，有一次既疼又没钱，他的尿竟憋了三天三夜，最后我拿的钱给他去看病，如果他有钱他能憋三天三夜吗？

    因一岁半的儿子患病，家里无钱再为其治疗，这位父亲无奈之下选择了自杀，想把遗体捐献出去卖钱，给孩子治病。所幸，这位父亲被抢救过来了。
    在医院的急诊室里，记者见到了孔祥运自杀前写下的一本“遗书”，这本“遗书”其实就是一个小学生用来写作业的普通练习本，练习本的封面上写着他的家庭地址。
    练习本的第一页上写着这样的内容：自杀是我**的选择，济南的好市民啊，当你们发现我的时候也许我已经死亡，也许在奄奄一息，我希望你们别再救我。做出这样的选择，我感到是惟一的办法，我面对病中的孩子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死后把尸体捐献到山东省医学器官捐献科，希望医学部门给我的孩子治好病，让小生命健康成长。
    孔祥运还在“遗书”上说，自己一岁半大的儿子患了病，已经在省立医院治疗过三次，查出孩子血液感染大肠埃希氏菌和免疫缺陷症，现在花了6万多元的医疗费用，本来不富裕的家庭已是负债累累。他想到了自杀捐献身体，为儿子治病。

    没钱看病的原因在于，医疗方面老百姓承担的太多，国家承担的太少。

在美国，有医疗保险的人，看病绝大部分开销都由医疗保险公司承担，自己仅需支付很少一部分。

    没有买医疗保险的人，也不是说就不能看病。遇到大病重病急诊，美国各大城市公立医院是必须收的，也必须治疗的，如果不收病人他们就要被迫关门。
    1986年，美国规定凡参加“医疗保健”计划的医院，必须对急诊病人进行基本的医疗检查，必须对患有急诊病症者给予治疗并稳定病情，一般必须在稳定急诊病症后才能让病人转院或离开。

    治完之后，你没有钱，不要紧。第一可以分期付款，第二可以尽量减免，第三实在什么没钱可以申请救济和援助，第四真的一文不名，就不用给了。
    而这些被赖掉钱，并不是医院承担，而是美国政府。

    美国1980年代开始实行“超额服务医院”项目，以报销医院为治疗无法支付医疗费的病人而发生的费用，这种安排无疑有助于杜绝见死不救的残忍行为。

    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于医疗，当然，这笔钱主要转嫁到美国的富人和中产阶级头上，因为穷人是没钱的。
    美国的富人还好，他们经常也做一些公益捐款，比如比尔盖茨一次就是多少亿，其中大部分都捐在医疗上面。
    最抱怨的就是中产阶级，他们经常抱怨美国制度是养懒汉。可是抱怨归抱怨，这样至少才是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社会平静了，中产阶级才有钱赚。如果社会乱了，中产阶级怕是也要变成穷人。
    中国呢？那么多超大国企交税多少，恐怕只有天知道！

    美国国家负担重，但医院就轻松多了，也不会因为受到的这种不付钱的病人太多而垮台，更不会出现像中国医院那样，患者不给钱，死在医院门口也不管你。中国医院连救护车救人都要打表！

    所以说，美国医疗制度相比西欧差了很多，但至少保证每个公民不至于有大病重病 没钱治疗而死。
    对于长期失业者，老人，残疾人，孕妇，产妇，儿童的看病，美国政府基本上包了。
    剩下的人，只要有工作的，公司都必须买医疗保险，你自己也要从工资中支付一部分。医疗保障在美国覆盖超过百分之八十五！
    当然，美国人也有一部分不买保险的。大家认为他们是穷人，没钱买保险，其实恰恰不是。
    真正的穷人到底层的人，因为有国家的保障，他们也不需要买。
    这些不买的恰恰是游离于中产阶级之下的人，以新移民，拉美人（拉美人大部分不喜欢规划未来）和没有长期稳定工作的人为主。这些人有些钱，不算穷人，但也不算中产阶级。他们买了保险觉得花钱太多，平时又不生病，干脆省一笔钱，仗着自己身体好就顶一顶。有的则是自作聪明的中国移民，他们有的急症治好了先逃掉再说，也有人隐瞒收入装作穷人，要求减免。这也是华人在美国口碑不是太好的一个原因。
    这票人如果生了不是大病的病去治疗，那就要给很多钱了，自作自受吗，完全是赌运气了。

    其实这个也并不算严重，2003年为例，美国在当年占到总医疗开支46％的公共投入之外，另有36％是由私有保险部门投入的。真正由国民个人直接“自掏腰包”支付的费用在总开支中只占16％。

    所以，美国基本做到人人可以看病，尤其是大病肯定有人管。
    老萨以前听朋友说过很多例子，留学女生3000美元费用被慈善机构全免除，留学生陪读妻子白血病，被几乎不花钱的治愈等等，还有女同学在美国怀孕，结果母凭子贵，他的产前检查、营养补助、生产、产后母婴保健，甚至奶粉尿布，都是免费的。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假如美国每个人都很好规划自己，很早开始买保险，一辈子的健康保险费用，并不是大的负担。还有很多工作单位支付雇员的全部或部分保险费。退休后，正好接上国家免费的老年基本医疗照顾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