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医改方案相对于英美一定是有中国特色的，而且是以公益性为主；

    中国医改一定是以公益性为主

    价值中国：2001年美国一个经济学家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生物经济，生物产业也逐渐在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定支柱性突出位置。中国在生物医药领域发展的现状是怎样的？

    张仕元：整个生物产业，总的来看，在政策和金融支持方面国家开了很多绿灯；行业自身，经历了20几年的产业化历程，积累了很好的基础，也有了一定的规模，一些龙头企业发展势头也比较好；全球来讲，现代生物产业只有30多年的历史，目前全球做的**的是美国。中国的现代生物产业最早是从863计划开始，那时做了很多技术跟踪，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生物技术雏形。但因为技术跟踪的面很窄，资金投入、研究基础不扎实，药品政策不很完善。 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这个行业出现了问题，比如我们的新技术储备太少，没有原创。包括加入WTO以后，原先很多模仿的东西就不能做了。2005年以前生物技术领域的创新很少，产业处于停滞徘徊状态。2003年和2004年很多资金不到位，很多投资方从这个领域撤出。

    这一时期有些国家因为技术储备和创新这块做得非常好，技术进步非常快。比如从蛋白质工程到多肽、到小分子多肽、到DNA合成药物以及单克隆抗体，都做出了很多的进步。反观中国除了在生物芯片方面、基因测试方面有一些成果之外，都做得不是很好，导致在国内就有很多的怀疑和不满。

    所以，在2003年召开了第一次生物产业论坛之后，发改委和科学院就组织了一个七部委联合全国十七个省市和自治区发改委的力量，做了一个中国生物产业研究的大课题，对各省市生物产业的现状和政策进行了一个梳理，逐步理顺了整个生物产业的思路，看到了整个产业发展的态势，使这个产业的政策环境也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企业方面，经过资本市场这几年的创新，从中小板开始到创业板，很多生物技术产业也陆续上市了，改善了这个行业的投融资状况，还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走向了国际资本市场。这就促使了国内整个产业环境，包括产业发展的态势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这几年这个行业的发展也基本走入正轨。而且2006年以后整个药监体系的改革也非常有利于这个行业的发展。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感觉这个行业基本上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健康轨道。因为从产业来看，国家是把他定位为一个战略性的产业。国家战略产业从最初的5个到7个，再到现在的9个，基本把未来有关产业制高点的东西全部含盖啦。

    价值中国：2010年我国医改政策有哪些问题和利好？

    张仕元：医疗改革在全球都是大难题，中国在这方面也走了很多弯路。六七十年代我们建立了全世界都少见的覆盖全社会的医疗保障体系。90年代初，香港医疗卫生口的专家说，大陆有这么好的覆盖全社会的医疗健康体系，为什么还要打破和丢掉？我们丢掉的主要原因就是受整个市场化的影响。中国经济改革在1988年左右就开始反思城市的改革。在医疗领域就有这样的反思，觉得医疗是不是自己应该改，但不知道怎么改，于是就开始了摸索。所以我们最早见到的1988年、1989年，包括1992年的医疗卫生改革都是框架性的东西，而不是定性的东西。那时说改革都是市场化的东西，以为市场能解决一切。在公共产品领域有一个“市场失灵”的特点，市场化往往在这里达不到一个配置资源的作用，甚至可能会引起行业发展的混乱。后来的医疗问题、教育问题都是一样，出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太相信市场。在1994年以后，卫生和医药领域都出现了大混乱，那时很多外企进来卖药，他们把诸如给回扣那一套引进来了，导致当时国有制药企业竞争不过外企，外企逐步占领了这个市场。

    1997年以后，很多的国企也开始学给回扣，很多中国的医药企业也派医药代表、设医疗销售点，结果导致药品回扣现象很严重，药价越来越高，老百姓越来越吃不起药。所以从1997年开始，每年的两会老百姓就呼吁降低药价。而且，历任总理都讲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掉。药品价格虚高，医院服务质量下降，医疗资源太多向大城市和重点医院集中，导致全社会大量病源向最高端聚集，大医院人满为患，挂不起号，出现了号贩子等。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改革市场化失败的一个体现。

    2002和2003年开始想做卫生改革，但没一个很好的思路，认为医疗卫生领域的问题是改革不彻底。因为那时药品流通领域还没完全放开，公共医疗卫生没有引入现代资本，没有市场化。所以只要把这两块彻底改了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其实不是这样。最近5年左右我们就开始在反思这个问题。我认为因为药品是特殊商品，不是病人自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的。需要去医院，让医生帮助买，患者掏了钱，但不是买方。如果有经济利益在里面，医生可能就是受益者，就可能开贵的药，多开药。所以要治理中国药品价格虚高，最根本就是要让药品消费主体到位，当然这个消费主体肯定不是老百姓自己到位。那么，比如说医疗保险、社会支付这块，如果他是支付者，毫无疑问他就是代替老百姓支付，他就是一个消费主体，就应该参与到药品的定价与消费中来。后来，社保就慢慢地介入到药价改革体系中来。最开始药价改革是个行政行为，发改委价格司说了算，这是不对的。到后来大家就反思这不仅仅是个药价的问题，药价是个综合的问题。

    于是2004年、2005年就开始反思整个公共卫生改革。到后来就出现3套方案，5套方案，8套方案，后来又加到9套方案。当时我讲，无论是什么样的方案，中国的医改不能照搬别人的。

    全球有好几种公共医疗的模式，美国模式、英国模式、法国模式、北欧模式，每一种模式都不一样。美国是完全市场化的，所以导致美国公共医疗药品消费占全球70％。因为他们买的是商业保险，所以这就导致商业保险和药厂之间一旦达成利益共识，最后受害的还是老百姓。而且，这种高成本的医疗卫生体系也不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看到尤其是美国制造业很多产品没有竞争力，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健康成本太高。美国有法案规定企业给员工买医疗保险可以抵税，员工个人买医疗保险不能抵税。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大量的制造业为了吸引员工就大量给员工买医疗保险，像通用、福特都有很好的医疗保障体系。但是恰恰就是这些医疗保障体系给企业带来很大的管理成本，福特一年的医疗健康支出是46亿美金。这也是美国制造业走下坡路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我认为中国如果要学美国，那中国经济10年后就完蛋了。当然，如果我们学英国实行严格的药品价格由政府完全采购也不可行，因为中国的社会需求很广泛，城市的差异性也很大。

    中国的医改方案相对于英美一定是有中国特色的，而且是以公益性为主。公共医疗就是社会最基本的大众医疗问题，商业化的医疗需求不在公共医疗范围之内。国家必须保证13亿人口的基本安全。推动医疗改革的最直接的动力还不仅是社会的呼吁，而是2003年的“非典”。2003年的“非典”导致我们国家几千亿人民币的损失，这也让政府看到了公共医疗对社会和国家经济的重要性。后来确定了以公益性为主的市场化改革同时也揉进了很多市场化因素的改革思路。比如基本药物的定价问题，如果有更好的技术将药品价格降下去或者说生产的药物更好，那毫无疑义就更有竞争力；基本药物目录也不是说定了就一成不变，如果有更好的替代品，也可以替代掉。另外医生的走穴，在公共改革方案中把医生合理化的收入和跨区域收入也纳入其中；第一次承认劳动价值的差异性，比如专家挂号费不一样，明确允许医生可以去做其他服务。这样就把医生的积极性发挥出来了。所以医改是全民的医改，它不是哪一个人的医改，也不是哪一个部门的医改，更不是某一个群体的医改，一定要整个社会一起动员起来。就投资方面来讲，国家的、社会的、民间的、个人的资本可以纳入到这个体系中来，因为整个社会的医疗需求是多样性的，这样来讲整个社会医疗改革投入的问题就解决了。

    很多地方还计划要成立类似医疗国资委的机构来管医院，现在医院是所有者和管理者是一体的，在这种模式中，毫无疑问必须要有一个中立者，管理者和所有者要分离，这样才能够把责、权、利分清楚。现在医疗事故发生以后，请的专家都是医疗口的，是相关的，老百姓就会觉得这些人是一体的，会对专家的公正性产生质疑。那改革以后，这种状况就慢慢得到一个改善。

    大医院的改革现在仍然面临很大的问题，所以政府也在做一些摸底和调研的工作，比如北京对57种病症进行成本摸底，为下一步改革定价做基础。按照医疗改革方案，现在很多诊疗价格会提高，今年的CPI预测里面对于医疗卫生的CPI价格预测相对比较高，这块以前是偏低的。医改对价格体系来讲，医疗价格要涨，药品价格要压。让整个医疗资源里的技术价值、劳动价值和服务价值都能得到重视和体现。通过提高技能和服务来获得劳动所得，而不是仅靠医生一支笔。比如，现在很多医院都做了很多小金库，医生凑钱买几个大设备，因为有利益在里面，所以无论什么样的病人都要去做检查，这样导致老百姓的诊疗成本就很高。另外医生还有开药的药品回扣。光靠这两点医生自身的收入就远远超过国家给他的这份收入，这往往是很多民营企业建了很多医院却挖不到好医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使民营医院给八十万或者一百万年薪，医生们可能仍然觉得远远不够。当初，医改的那种最简单思维跟不上这个行业自身的很多特点，所以导致资本进入医疗领域的一个尴尬。

    医改要把整个社会其他的资源和体系都纳入进来。如保险层面，无论是商业保险还是社会基本保险都纳入进来。而且他们是有权、有责任，在这一价值体系里拥有谈判主动权。所以在医疗价格定价、药品定价、药品采购方面他们都是有主导权的。现在这些退休的人活得比我们幸福，如果到我们退休时医保保险体系已亏空多年，保险没钱支付了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现在我每年还在缴这三险一金、其中就有医疗保险，但我现在很健康用不着，这些钱就给其他人用了，但如果其他人不是按一个正常化的健康渠道去用的话问题就很严重。我们整个社保体系是有很大空缺的。空缺怎么来的？一是改革开放之前的积累少，欠了很多帐，一些国企、事业单位都欠了很多；另外是不正常的开支，很多地方的社保卡医疗卡可以买电器、日用品、食品，什么东西都能买。所以医疗资源投资一定要用得合理、用得科学、不能滥用，这也是整个医疗和社保体系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中国自建国以来，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城乡二元结构。所以我们任何一个时期我们看到的政策都是针对两个群体的——农村的，城市的。但恰恰这次提出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向城乡居民提供同质化的医疗服务和医疗健康产品。这也是中国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差距等，我认为这是社会的一个进步。

    这次医疗改革我觉得有很多新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赞扬，比如均等化问题，整个市场化和社会公益化如何结合的问题等等，这些新的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价值中国：具体来说比 如您刚才说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提供同质化的服务，那它的基础或条件您认为是什么？

    张仕元：第一是国家政府的一个投入，第二是社会资源的统筹。现在尤其是这两年讲得最多的是大量的投资转向基层医疗，乡村医疗体系基本上恢复到七十年代的水平，并有了质的提高。大量基层医疗设备得到改善，医护人员得到充实，药品得到很好的补充，这是其一。第二点是医生统筹安排，比如以后医学院的毕业生要进大医院之前，先要在基层呆一年，或者医生要提职称，必须要有几年的基层工作经验，而且基层医护人员都要有在大医院进修然后再回去的过程；另外信息化技术使很多中心医院和基层医院实现联网进行信息共享，比如通过远程诊断技术，在北京的医生可以给偏远地区如西藏、新疆、广西的病人会诊，这是社会医疗资源的合理匹配。

    通过医疗资源的整合和调配，让整个社会医疗资源层层分散下去，减轻了大城市中心医院的压力，让高等级的中心医院承担更多的疑难杂症和科研的任务，而把基本的医疗健康工作交给基层医院。卫生部有一个口号就是“让老百姓享受十五分钟内的医疗服务”，就是每家住户走十五分钟都能够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体系，这样就不会出现突发情况下因为得不到医疗救助而死亡的情况。所以，最近几年基层医院和农村小型医院都有很大改善。

    价值中国：各种投资形式在医疗市场上的分布状况是什么样的？

    张仕元：投资形式在医疗市场上的分布，这几年进展不是很大。整个医疗投资和医疗改革细化的东西还没有出来，但资本方的积极性一直都存在。以前把医院分为盈利性医院和公益性医院，现在新的医改方案也提出来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到公益性医院里面投资。香港和台湾的很多社会资本都投入到公益性医院，有很多慈善医院都是不收钱的，而且这些医院的设备和服务都很好，医疗水平也很高，大陆以后也会出现这种医院。

    价值中国：这段时间媒体上大家一直在关注“国进民退”的问题，有观点就认为，像香港他们的诸如土地公有资产用的很好，所以对企业征收的税也仍然能够高比例的公费医疗。大陆也可以借鉴这个做法。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仕元：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提出可能和国内很多经济学家思想的倾向有关，尤其是受西方自由派经济学影响很深的那些经济学家们，他们认为把国有资产都卖了，公共东西全都私有化了，这个社会问题就解决了，其实不然。如果全部私有化以后，必然导致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这需要一个公众的力量来平衡和消除这种种冲突和矛盾。国有的或者是公共的资产，就是充当这么一个角色。

    按照完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人就是竞争的、残酷无情的，这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弱势群体，得不到一个正当的生存发展条件。社会组织就应该承担这个功能。中国的公共医疗改革一定要关注到弱势群体，让这些最底层的人们享受到合理的、更好的医疗保障。我相信在公共医疗、医院发展方面，土地上政府应该给予很好的支持，如果说哪个医院因为是土地问题，或者是其他的什么问题没发展，我觉得这是当地政府的失职。

    价值中国：资本进入到医疗领域，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还有些什么风险呢？

    张仕元：就医院投资方面来讲，除了政策风险以外，医疗的市场风险也很大。很多民营性的盈利性医院和保障体系是脱离的，基本医疗保险是不纳入保障体系。所以怎么获得更好的市场资源也是今后政策导向的一个问题。我认为以后商业保险可以考虑纳入民营医院的保障体系之内。如果很多盈利性医院改革到位的话，他们的诊疗成本和价格不一定比公益医院的高，这样就需要我们的保险机构有一个更主动地遴选设备和服务的职责，所以这也意味要我们的保险机构、社保机构要更多地介入到具体的事物中去。

12万家医院招聘，60万名医生护士求职，上康强医疗人才网 www.kq3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