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为控制医疗费用，卫生部要求各地加强监测，对费用增长速度较快的疾病诊疗行为进行重点监控，及时查处不合理用药、用材和检查以及重复检查行为，并将控制就医成本纳入医生绩效考核。

如果说看病难是资源配置的问题，那么，看病贵就指向利益分割的困局。其实，所谓看病贵，严格来说有三层意思：一是相对于收入水平；二是相对于药械本身的成本；三是相对于从业者的良心。在这三者中，后者尽管最不靠谱，却最容易激发民怨，也最容易成为矛盾的导火线。

这一切，当然都经过了医生的手。看起来，重提“悬壶济世"操守，或者制衡医生及诊疗方的逐利之心，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以此观之，卫生部门“将控制就医成本纳入医生绩效考核"也是应民意之举。

只是，就医成本果真是“医生说了算"？不妨来看几个事实：一者，如果以药养医、以器械养医、以检查养医的分配机制不变，公立医院改革不能成为有效的前置条件，医生和处方之间的暧昧关系如何有本质改观？二者，大处方或者过度医疗，本身就是“制度有恙"所逼。譬如《医疗事故鉴定法》规定“举证责任倒置"，一些医生滥用仪器设备检查并留底存证，成了“防御性医疗"。三者，尽管我们看到公共医疗投入在增多，但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GDP增长了60多倍，而公益事业的支出仅增加了不足10倍。如此来看，只有生存与制度的症结纾解了，“将控制就医成本纳入医生绩效考核"才会踏实一些、乐观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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