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控制医疗费用，卫生部要求各地加强监测，对费用增长速度较快的疾病诊疗行为进行重点监控，及时查处不合理用药、用材和检查以及重复检查行为，将就医成本和费用控制纳入医务人员绩效考核。

　　如果说“看病难”是资源配置的问题，那么“看病贵”就指向利益分割的困局。这些年，政府围绕看病“难”与“贵”的纠结想了不少办法：2000年医疗改革启动，2009年新医改方案获批，2011年基本医保实现全民覆盖。据卫生部统计，我国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已由2001年的60％ 下降到2011年的35％。数字振奋人心，但医疗成本尤其是患者承担的医疗成本，显然比“骨感”的数字要“丰满”很多。

　　严格来说 ，所谓“看病贵”有三层意思：一是相对于收入水平，二是相对于药械本身的成本，三是相对于从业者的良心。在这三者中，后者尽管最不靠谱，却最容易激发民怨，也最容易成为矛盾的导火索。重提“悬壶济世”操守，制衡医生及诊疗方的逐利之心，已经迫在眉睫。以此观之 ，卫生部“将控制就医成本纳入医生绩效考核”也是顺应民意之举。

　　只是，就医成本果真是“医生说了算”吗？一者，如果以药养医、以器械养医、以检查养医的分配机制不变，以及公立医院改革不能成为有效的前置条件，医生和处方之间的暧昧关系如何有本质改观？二者，大处方或者过度医疗，本身就是“制度有恙”所逼。譬如，《医疗事故鉴定法》规定“举证责任倒置”，一些医生滥用仪器设备检查并留底存证，成了“防御性医疗”；再譬如 ，依照我国有关规定，医生只有亲自进行一定数量的支架手术后才能发表一篇相关学术论文，而发表论文又与职称挂钩，3篇以上核心期刊的论文才有可能评上高级职称。三者，尽管我们看到公共医疗投入在增多，但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GDP增长了60多倍，而公益事业的支出仅增加了不足10倍。

　　生存与制度的症结纾解了，“将控制就医成本纳入医生绩效考核”才会踏实一些、乐观一些。当然，基于医患间天生的信息不对称，即便不谈就医成本，从制度上制衡医生及诊疗方，也当成为常态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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