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钱”告急，医院与保障部门起冲突从6月1日起，济宁12个县市区进行了新农合支付方式改革，变后付制转为总额控制的预付制，希冀建立医疗费用自我约束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并逐步实现从“让医院降低医疗费用”到“医院主动降低医疗费用”的转变，降低农村居民医药费负担，确保新农合基金安全平稳运行。

　　当医保或新农合基金出现超支压力时，一纸总额预付的控费通知，将压力“分享”给了医院。这种总量控制常常显得相对简单，因而医院出于自身控费额度考虑，发生推诿病人的现象便不足为奇。

　　今年2月底，上海市民秦岭给市委书记俞正声写信，诉说肺癌晚期的父亲被多家医院推来推去、两个月内被迫辗转五家医院的痛苦。类似的例子此前也频繁发生，一个极端案例就是人保部钦选的总额预付7个试点市（自治区）之一河北省保定市，通过层层下达指标、超支医生垫付的办法控制医保额度，导致医院大面积拒收职工医保病人，引发社会关注。

　　吊诡的是，双方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站在患者的角度驳斥对方的作法或者思路，形成的局面是：患者将看病的钱委托给医保或者新农合管理，将身体的健康委托给医院，结果他们掐起来了，几乎便是患者自身的左右互搏。“看病钱”支付压力，虽然数年前就已经开始出现，但至今未见任何一份详细说明，来向公众解释为何入不敷出，钱都是怎么花的，里面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能看到的解释，不外乎保障水平低、看病贵等等大而化之、内容空洞的表述。

　　既然“看病钱”出现的病症，没有详细的问诊，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治疗：不够花了就省着点花。

　　于是看到的表征是“医”与“保”的控费博弈，纳税人的另一个“钱袋子”公共财政，在这个时候不见踪影。看不到花钱过程，看不懂花钱门道，作为出资人，只能以旁观者的角度，去看两位“受托人”之间如何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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