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本报刊发《高中生抢滩“洋高考”调查》一文，引发读者热议，其中不乏有识之士对留学人数持续增加、留学生年龄越来越小这一新留学趋势心存隐忧。

　　更有数据表明，不光放弃高考赴海外读书的高中生明显增多，办理赴海外读高中的学生也比往年增加了两到三成。不久前刚刚出版的《人才战争》一书更是大声疾呼：中国已经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之一。

　　以小见大，留学热潮可能带来的人才流失，无疑将直接影响21世纪中国在国际人才战场上的成败得失。
 
高中大学留不住尖子生、企业研究所要不到******人才，国内还能留住青年一代精英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事关民族未来。

　　文、图/本报记者李颖

　　“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葛优在电影《天下无贼》里的一句台词如今已变成经典。

　　但事实是，相比较中国刚刚加入WTO不久人们对人才外流焦虑甚至恐慌的情绪，如今绝大多数人对大规模留学潮已经习以为常。

　　将要出去，是否回来？

　　下个月，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Alex将启程赴美攻读MBA。工科出身，一毕业就进入全球500强中排名前三的跨国公司转行做管理，几年来辗转广州、北京、马来西亚等地。

　　将来是否回国，他还没有想好，“但就商科来讲，中国的机会更多，回来的可能性更大。”只是他此前已经到美国继续攻读理工科的同学，回国前景并不乐观。

　　“国外不论在科研设备和研究环境上，都要优于国内。在国内，你很难想象，不去拉项目就能拿到科研经费。在浮躁的心态之下做研究，不太可能。”

　　前几年数据显示，自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京大学这一比例为76％。“基本上也能反映现在的情况。”《人才战争》一书的作者、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耀辉表示。

　　青年精英的外流与流失背后，反映了国内科研、企业机构吸引力的匮乏——从科研机构用人机制、科研环境到薪酬标准，国内外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参加了第一届留交会、1999年在广州创业的哈佛海归袁建华，如今在广州已创业多年。1992年，袁建华以访问学者、博士后和客座研究员的身份在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免疫和传染病系工作了5年。1997年，袁建华移居加拿大并建立了自己的公司。1999年8月袁建华回到广州，创办了广州杰特免疫诊断制品有限公司。

　　创业初期，广州市政府为袁建华提供了免费两年的办公和研究用房，提供了低价的留学人员周转公寓，以及10万元的无偿资助；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则为杰特的项目提供了100万元的无息科技贷款。公司年销售收入已达3000余万元，袁建华对公司将来的发展很有信心。
　让人瞠目的数据

　　然而，事实可能不像袁建华的创业故事一样能给人们带来安慰。
 
让人瞠目的数据接二连三地冲击着人们的神经。

　　中国社科院《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中承认：中国流失的******人才数量在世界居于首位。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此前一篇报道称，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2年底，中国已有超过58万人出国留学（不包括公私出国经商和旅游的中国人），其中公派留学生为6万多人，目前共有15万多人回国工作（其中公派生为5万多人），另外16万多人毕业后在国外就业，约27万人正在海外就读。那么，就这个数字来说，我国留学人员流失比例达到了近50％。

　　“这几年留学人数激增，今年有可能突破30万人。截至2008年，中国已经派出接近140万留学生，居世界之最。目前，我估计留学生累积总数达到了150万人。”王辉耀不无担心，“去年的数据显示，归国留学人员却只有39万，滞留在海外的留学生已经超过百万，无论数量还是比例都是世界罕见。”

　　王辉耀在《人才战争》中直接传达了一种迫在眉睫的危机感：“在这场不见硝烟的世界大战中，中国和印度并不是人才流失比例最高、受害最深的国家，但******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

　　王辉耀说，人才流失是以削弱自己的方式增强了对手。

　　2007年，被美国高校研究生院录取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居世界各国留学生之首。中国逐渐成为美国**的高科技人才供应国。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称，当时中国出生而移居美国的博士约62500人。截至2006年，中国公立研究机构博士总数才不过18493人。

　　外国主动出击抢人才

　　“吸引中国留学生，实在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广州留学服务中心出国部项目主管张国华感慨地说。

　　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2007年一份报告显示，每个非欧盟国家留学生平均每年带来的效益是2.44万英镑。加拿大估算的数据是2.5万加元。

　　“一旦留学生不回国，此前在学生身上的教育投入就无法收回，以每人为外国每年贡献2万美元计算，中国仅留学一项就为国外贡献100亿美元外汇。”王辉耀不无担心。

　　然而，各国还在争抢，并且手段变幻多样。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王通讯曾总结了人才大战的10种武器，比如在华设立研究机构、合作办学设奖等隐形手段。据了解，2003年左右，清华大学近百种奖学金里，外企公司占了一半，北京大学总额400多万元的奖学金中，外企占了300万元。而商务部公布的2006年统计表明，外国公司在华投资设立的研究中心将超过800个，而6年前这些研究中心仅为100个。本报此前报道的不断涌入国内的“洋高考”也恰恰是很好的注脚。

　　“国外一方面能提供更好的教育条件，另一方面加大了对中国人才的吸引力度，在移民政策方面制定了很多优惠措施。国外在"拉"（Pull），而国内教育、用人、移民制度改革缓慢，等于是在"推"（Push），在"推拉因素"双重作用下，留学人数这几年激增。”
　不缺硬件缺软件

　　尽管连日来都在接待源源不断的学生家长，并且赞同学生出国开阔眼界、学有所成，张国华仍难掩心中焦虑：“我们到了真正思考为什么这么多学生想出去、为什么留不住青年一代精英的时候了，到了全民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做的时候了。
 
”

　　王通讯感慨：“21世纪是人才战争的较量，而人才战争的成败，将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要强调人才回归、从海外取出人才储蓄的阶段，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

　　事实上，“我国政府这些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归国人才创造就业环境、提供优惠政策。各省目前都建立了专家库。”王通讯表示。

　　但有业内人士表示，有些地方招聘了大量人才，甚至给他们不菲的待遇，但是这些人才除了给领导人当“花瓶”外，平时根本没有多少事情做，更谈不上专业研究。

　　启动“千人计划”

　　王辉耀曾参与******人才工作协调小组的调研，并担任中组部关于国际人才竞争研究课题的专家组组长。去年年底，******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召开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会议，随后，********办公厅转发了相关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做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被称为“千人计划”。

　　“这意味着我国决策层开始觉醒，政策力度很大。”王辉耀高度评价说。对于此前的人才政策，他认为，应当更大胆、实施力度更大，“一些政策可操作性不足”。“一些人才一定要鉴定为高级人才才可以落户，程序繁琐。科研人员回来，还要纳入我们现有的用人机制，职称怎么评定？现在缺的是软件，比如机制、政策、用人观念。”

　　王辉耀有很多大胆的想法，比如“中国能成立移民局吗”、“双重国籍什么时候开放”、“公务员系统能否引进更多海外人才”？在他看来，吸引人才回归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关键是怎么把他们"整"回来”。

　　“我国在留学政策方面一直提倡八字方针：支持出国，来去自由。以前我们主张"回国服务"，后来改成了"为国服务"，提法的改变也意味着观念的变化”。

　　而什么时候回归？或者说什么时候人才流入会大于流出？专家们用“人往高处走”来解释人才外流，又将期待放在了某个特定的转折点上。
　　什么时候回归？

　　国内知名留学机构启德教育集团总裁李朱的结论很简单：“当中国超过美国的时候，人才自然回归。
 
”

　　而“根据以往经验，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时，人才将大量回归。这是一个转折点。”王通讯说。也有数据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