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计划生育，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它是中国特色。其实不然。

    如果说计划生育仅仅指的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那么世界上的确只有中国不遗余力地把它作为国策在执行。就连国土面积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人口已经超过12亿的印度，也没有限制生育。

    但是，计划生育不仅包括一对夫妇能有多少孩子，还包括在什么时间要孩子，而后者往往涉及到各种避孕措施以及避孕失败后的人工流产（也就是堕胎）。从这个角度来讲，不仅是中国，当今世界每个国家都有计划生育问题。

    不过，在美国，“计划生育”争论的焦点是妇女是否有堕胎的权利——可不可以不生。而在中国，计划生育争论的焦点是限制生育是否合理——可不可以生。在美国，尽管联邦最高法院判定妇女有堕胎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在具体实践中却有着各种各样的限制。

    在中国，妇女堕胎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为了完成计划生育指标，有些政府官员还可能采取手段迫使妇女堕胎。

    堕胎权利在美国民众和政客中间长期存在激烈的争论，不仅对美国国内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还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如对华政策以及美国的对外援助。为什么堕胎在美国有如此大的争议性？

    都是罗伊惹的祸

    可以说，要是没有联邦最高法院在1973年判决的罗伊诉韦德案，堕胎也不会成为美国政治中的热点问题。在罗伊案之前，堕胎在绝大多数州都是违法的，虽然有些州允许例外，如因为强奸或乱.伦怀孕，或是孕妇的生命受到威胁。

    即使有人对这些法律不满，也只是在各州的司法体系内提起诉讼，或者是通过游说州立法机构的方式来试图改变这些法律。然而，罗伊案改变了堕胎在美国的法律地位，也让这个本来归各个州管辖的地方性问题一下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那么，罗伊是谁？这个案子怎么会打到联邦最高法院？

    罗伊是该案原告的化名，她本名叫诺玛·麦考维，当时住在得克萨斯州。在1969年8月，年仅21岁的麦考维宣称自己因为强奸而怀孕，要求医生给她施行堕胎手术。然而，根据德州一项法律，除非是为了挽救孕妇的生命，否则堕胎属于犯罪行为。因此她的医生拒绝给她做手术，并让她去找一位专门从事收养的律师。

    这位律师得知她的情况后，又把她介绍给另外两名律师，而这两名律师正试图通过在联邦司法体系发起诉讼来废除得州限制堕胎的法律。麦考维找上门来，正好给了他们一个提起诉讼的机会。在联邦地区法院的一审中，法院裁定麦考维胜诉，但是这项裁定并没有废除得州的法律。为了彻底推翻得州禁止堕胎的法律，这两个律师决定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麦考维也因此化名为罗伊。

    时任联邦法院大法官的哈里·布莱克门被委任给这个案子写判决书。这份判决书总共花了两年多时间才写完，其间不光多次修改，布莱克门还专门到明尼阿波利斯一家医院进行了一周的调研。几经周折，他起草的判决书得到了6名大法官的支持。1973年1月22日，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了对此案的判决。

    判决书指出，虽然宪法没有明文规定隐私权，但是《权利法案》以及****4条修正案都为保护隐私权提供了宪法基础，而“隐私权的广泛性足以涵盖妇女自行决定是否终止妊娠的权利”。因此，“得克萨斯州法律不考虑怀孕的阶段和其他利益，把保护母亲以外的堕胎均规定为犯罪，从而违反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

    但是判决书也指出，决定堕胎与否的隐私权并不是******的。具体来说，“在第一个孕期，母亲的身体是她自己的，她和医生有权决定她是否堕胎；在第二个孕期，州政府有权利和义务保护母亲的身体（允许为保护母亲的身体而堕胎）；最后一个孕期则属于胎儿，不允许此时中止胎儿的生命。只有在挽救母亲生命的情况下方可堕胎”。

    因为这个案子，美国人从此记住了罗伊这个名字。有人或许会问：她后来堕胎了吗？虽然打赢了官司，但是她并没有堕胎，而是把孩子交给了一个收养机构。到了20世纪80年代，她公开宣称自己就是罗伊案的原告，并且承认为了堕胎而撒谎自己因强奸而怀孕。

    最具讽刺意义的是，在1995年，她结识了一些反堕胎人士，并且在后者的劝说下成为福音派基督徒，从而开始反对堕胎。她后来还成立了一个组织，给反堕胎团体提供信息。到了1998年，她又经历了一次宗教上的转变，成为了天主教徒。

    多年之后，当她被问及自己在罗伊案中扮演的角色时，她说感觉自己被支持堕胎的团体利用了。她宣称，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她只见过律师两次，并且自己当时连“堕胎”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我所做的就是签名。我从来没有出庭，也没有在任何陪审团或者法官面前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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