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药补医（又称“以药养医”）是在政府投入不足、医疗服务收入偏低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公立医院养医机制。为弥补政府投入不足、医疗服务收入偏低导致的“缺口”，规定公立医院可以对出售的药品实行加成（一般加成7％—15％），久而久之，公立医院对以药补医形成了巨大的依赖，医生也能通过开单提成获取不菲的收入，一些医院和医生的主业从看病治病变成了“卖药”，开大处方、过度医疗成为家常便饭，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不断加剧。正是有鉴于此，卫生部门下了**的决心，要坚决取消以药补医，促使公立医院摆脱对“卖药”的依赖，回归看病治病的本位。

    作为公立医院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取消以药补医在三年前出台的新医改方案中已有明确规定，然而这项改革推进的步子不大，有些地方甚至连试点工作也没有展开，若问个中缘故，由陈竺所言“水是蛮深的”当不难体会。按照新医改方案及有关配套政策，取消药品加成政策之后，由此减少的收入或形成的“缺口”，将通过增加政府投入、增设药事服务费、调整部分技术服务收费标准这三个渠道解决，药事服务费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必须看到，由于百姓现有的医疗费用负担已经较重，对于增设药事服务费、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能在多大程度上弥补“缺口”，不能抱有太大的指望。所以，增加政府投入应当成为弥补公立医院的“缺口”、建立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的主渠道。

    增加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大约是取消以药补医改革中最为“水深”之处。一方面，增加政府投入本质上是一个政府预算调整的问题，关系到众多政府部门之间、政府部门与人大之间的“预算博弈”，非卫生部门一家能够决定，一定意义上已经超出了医改的范畴，而上升到行政体制改革的层面。另一方面，政府不但要增加对公立医院的投入，还要切实提高政府投入的效益，使百姓从政府投入和公立医院改革中获得实惠。为此，需要改革公立医院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将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完整、详尽地体现在政府预算之中，接受人大的监督和审计机关的绩效审计，对管理失当、决策失误、涉嫌贪腐的人员，要依法追究党政政纪责任以至法律责任。

    取消以药补医之后，患者到社会上的药店、药房去买药，的确存在一定的用药隐患，需要加强对社会零售药店和医院托管药房的人才培训和管理，从药学专业和药品管理两方面为药品安全把关。这主要还是一个技术问题，通过技术手段当不难解决。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年一些地方进行医药分开试点，少数医院将药品采购、供应及贮存管理工作委托给医药经营企业或有关专业机构，经营收益由双方按一定比例分配。这相当于把原来开在医院里面的药房，以“合作”、“托管”的形式搬到了医院外面，医院照样稳享“药品加成”收入，有的医生也同样能获取“开单提成”，与以往医院自己开药房、依赖以药补医并无实质性区别。必须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监管措施，将公立医院的“医”和社会零售药店、医院托管药房的“药”彻底分开，尽早走出以药补医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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