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篇《广州儿童就医困难重重三甲医院儿科却一再压缩》的报道（据《羊城晚报》），让人们热议纷纷。家长们都感叹：给孩子看病实在是难啊！

　　一边是儿科看病需求量大，另一边却是儿科医生没人愿做。很多大医院，包括市妇儿中心、多家三甲综合医院儿科都招不够儿科医生。为什么？

　　首先，众所周知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没有尊严，医患关系紧张……”，还有工作实在太累，夜班又多，经常四五小时不能喝水上厕所。有儿科医生朋友一本正经地说：“这样下去，不但短命，连猝死的危险都有。”

　　辛苦点，累点，如果收入够高，也有大把人愿意做。但最糟糕的偏偏是儿科医生的收入接近行业最低。据笔者不完全调查，自本市医疗系统全面实行合同制以来，最近5年新毕业的医学生进入各大医院儿科的收入只有每月3000-5000元，其中，在门诊上班更是偏低。

　　为什么医院不提高工资待遇来吸引医学生做儿科医生呢？医院也有一本难念的经。据某些医院管理人士透露，综合医院儿科基本是亏损的，住院部还好点，儿科门诊亏得比较多。因为儿科门诊只有挂号费收入和较少的检验费提成，没有什么治疗收入。医院都要自负盈亏，没有一个院长会为儿科门诊开更高的奖金待遇吸引医学生，从而让医院亏得更多。所以在全国范围内，综合性三甲医院儿科都处于萎缩状态中。

　　儿童就医难，实际更多体现的是看门诊难。医院不能为儿科的门诊医生开出更高的待遇，跟挂号费太低不无关系。据笔者了解，省内多家大医院儿科也有一些激励措施来吸引儿科医生。但由于诊金太低，也只能开出可怜的0.2-0.4元/个普通号的提成。但诊金和待遇如此低，如何留住人才？

　　古人云：“宁诊十男子，不诊一妇人；宁诊十妇人，不诊一小儿。”此话怎讲？因为给小儿看病，要么遇到不会说话只会哭的婴儿；要么是幼儿就算会说也表达不清楚、不准确；只有大孩子才会表达准确。婴幼儿的病情除了描述并不清楚的家长外，只有靠医生的细致观察。除了准确了解病情难之外，医生还要和小儿的不合作时刻做斗争。在强烈的哭声下，医生就算再高明，听诊也听不清，常常会发生误诊被家属投诉甚至追打。十多年前，三甲医院初次核价时，考虑到儿科诊治的困难，儿科所有收费比成人上浮20％.但前几年，不知何故，又给保守的卫生部门取消了，造成儿科更加弱势。

　　挂号费主要是诊金，体现医生的劳动价值。在广州，医生的劳动价值只有3元（另加1元挂号费，挂号共4元）。连专家号都只有6-8元（不算特诊），处于全国最低水平。据调查，北京和上海普通号5元，专家号北京14-20元，上海18-30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本市多家大医院曾经开过夜诊，缓解了看病难。十年前夜诊的普通号就是7元，也没人喊贵。但保守的省卫生厅反而在7-8年前把夜诊普通号强行降至4元，导致多家大医院取消夜诊，加剧了看病难。

　　一边是儿科看病难，好多需要就诊的患儿家长挂不到号；另一边是诊金便宜造成许多有时间的本地患儿重复就诊，挤占宝贵医疗资源，造成有些交通不便的真正需要就诊的患儿挂不到号。笔者的许多儿科医生朋友都反映有些简单的疾病，例如咳嗽、腹泻或感冒发烧，本来2-3天看一次就足够。但每天都遇到好几个一天看2-3次的患儿，不止一个家长说，“反正挂号便宜，连教授号都几块钱，我又有时间。让医生盯紧点，怕出事！”此话令人唏嘘，也真正反映了在高物价、高房价的广州，如此可怜的诊金与社会脱节到了什么地步？！假如保守的省卫生厅还不采取相应措施，从今年儿童节开始，儿童看病还会越来越难，儿科医生只会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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