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医院管理学会近日对全国270家医院的调查发现，有7成多医院发生过病人及家属暴力殴打、辱骂医务人员事件；近6成医院有过病人因对诊疗结果不满意而扰乱医院正常的秩序、威胁医务人员人身安全；6成医院发生过病人去世后家属在院内摆设花圈、设灵堂事件。今年以来，恶化的医患纠纷又被医生接连被患者刺死、刺伤事件不断放大。《纽约时报》称，“医院正在成为中国不满情绪的新战场”。似乎医患之间的不信任达到了极点，双方都觉得自己委屈，而医疗体制的不健全成了讨伐对象。这种委屈在同样人口多但医疗资源少的新兴国家也在上演，而不少西方国家也为患者对医生的天价法律诉讼疼痛不已，正在寻找软性的出路。中国能为13亿民众提供什么样的解决方式，世界的目光正看过来。

　　医患闹别扭，新兴国家通病

　　“忘掉中国患者渴望更多正直诚实、医术高明的医生的呼声吧。沈阳的官员们做出决定，该市27所公立医院真正急需的是警察。他们不但要在大门口执勤，还要担当调停人角色，目的是防止怒气难消的病人及亲属殴打医生。但该决定很快被撤销，因为卫生专家质疑称，公安是公仆而非医生的贴身保镖。”2010年，《纽约时报》对中国当时的医院氛围做了这样的描述，称之为“不满情绪的战场”。两年后的5月4日，全国二级以上医院派驻警务室，其中原因是这个战场“火药味”渐浓：3月23日，哈尔滨一名年轻医生被他没有治疗过的患者杀死；4月28日，湖南衡阳一名女医生被患者割颈。

　　日本大阪大学附属医院一名医学教授告诉《环球时报》，经济社会让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朝经济利益偏斜，认为付钱了就有消费者的权利，维权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纽约时报》说，医护人员认为，医患关系紧张是贫困患者家属不切实际的期盼值所致，远离家门并因治疗耗尽积蓄的他们，渴盼医疗奇迹发生。医生们看起来和病人一样不高兴。他们抱怨报酬过低，被人轻视和不受信任。暴力事件亦反映出民众对公共医疗体系的广泛不满。香港《南华早报》评论称，医生成了第一线的替罪羊。对医生和医院的愤怒源自社会普遍的不信任情绪。

　　“这是人口多、医疗资源少的国家共同面临的突出问题。”德国洪堡大学医学院专家布兰德尔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环球时报》记者发现，不论与印尼当地民众聊天或浏览当地媒体报道，都鲜有提及医疗纠纷，似乎百姓对其落后的医疗水平虽有无奈，却也只好认命。不过，2009年，一个医疗纠纷的案例鲜有地得到公众的广泛讨论。一名叫普丽塔·穆利亚萨丽的印尼妇女被按登革热进行药物注射，回到家后出现呼吸困难，最后经再次诊断，发现这名妇女其实患上的是腮腺炎。普丽塔将此事公诸于网络，却被该医院以名声受损诉诸法院。由于事件越闹越大，印尼国会最后撤销起诉。据印尼医疗联合会的统计，印尼每年飞往国外就诊的人数达到至少100万。留在本地就诊的多是普通人，即使对医院有什么不满，恐怕也大多投诉无门。

　　“投诉处理时间很长，成本很高，不少患者放弃了。”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学生罗莎无奈地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墨西哥医院体系分为公立和私立两个系统，公立医院医疗免费，但设施落后、服务较差；私立医院恰好相反。对于大多数墨西哥低收入阶层而言，公立医院几乎是******选择。据当地媒体报道，墨西哥奇瓦瓦州华雷斯市总医院今年以来先后有5名病人死于误诊，死者家属4月还集体来到该医院示威。墨西哥尤卡坦州医学仲裁委员会主席马丁内斯·门内德斯称，医患沟通不畅也是患者对医生不满的原因，这种情况公立和私立医院都有，但多在公立医院。

　　同样是双轨医疗体制的印度也遇到了类似问题。目前印度每1万人中只有3名医生，一些公立医院日接诊量达几千人次。同时，由于医生待遇不高，看病时经常疲于应付，渎职和误诊现象时有发生，导致公立医院里病人辱骂和殴打医生的现象经常发生，甚至还有杀害医生的恶性事件。《印度时报》说，一旦上了法院，80％的医患纠纷判罚都对医生有利，印度可悲的现实是，除非病人足够幸运，自己有家庭医生或者有朋友是医生，否则是得不到政府支持的。

　　英国医疗问题专家托马斯·凯恩告诉《环球时报》，这些国家的民众在文化上往往存在着有求于医生、医疗系统的心理，担心过多埋怨会造成就诊困难。在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看来，中国的矛盾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突出也是因为中国发展速度快，权利伸张的要求高。21世纪中国进入一个权利意识高涨的时期。原来被忽略的身份，比如病人身份等凸显出来，相对应的权利意识也提高。同时，社会对这些临时身份的权利和义务又没有清楚地界定，人们对权利和义务不很清楚，造成矛盾激化。

　　天价诉讼，西方版“医闹”

　　遭受严重医疗事故的印度病人对连争取一些赔偿的能力都没有感到沮丧，很多病人不经法院就能获得巨额赔偿的“西方传统”却让同为民主国家的印度羡慕。由于复杂的法律程序和漫长的调查过程，医疗纠纷的解决困难重重。去年10月，印度国家消费者争端赔偿委员会裁定，一对医生夫妇因医疗过失致一名糖尿病人死亡，赔付患者家属西纳18万卢比，而他为这个仲裁等了10年。

　　实际上，诉讼赔偿让美国也头疼不已，患者要求天价赔偿已经变成美国版的“医闹”现象。在这个有浓厚“诉讼文化”色彩的国家，国民在碰到医疗纠纷事件后，很少跑到医院里面闹事，第一选择往往都是打官司。在人权意识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美国增强了救济患者和追究医生责任的观念，1975年美国大约有2.5万条新的法律条款是针对医生的。当时，开始商业化的律师行业也鼓励患者诉讼。医疗诉讼案件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不断增多。

　　今年4月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称，过去30年来病人对医生的满意度急剧下降，美国医生平均花费在每位病人身上的时间减少，很多医生匆忙诊治、开错药、或干脆不听病人讲话，病人失去关键诊治机会，导致医患关系紧张。哈佛大学的研究显示，美国每年有7.4％的临床医生被投诉，最终有1.6％的医生进行了医疗事故赔付，所有专科的医生都面临被投诉风险。

　　医疗纠纷大量增加及其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影响已经成为美国医疗卫生服务系统面临的重大挑战。美国妇产科医生组织2006年调查显示，由于职业风险或畏惧医疗责任投诉，12个产科医生中就有一个不再接生，超过2／3的产科或妇科医生由于难以负担医疗责任险费用而变更执业内容。由于全国医疗责任险保费大幅上升，75％神经外科医生不再给儿童做手术，55％的整形外科医生避免做高风险手术。

　　德国学者布兰德尔表示，自金融危机以来，德国大幅减少医疗福利，加上医生流失大，任务加重等原因，医患矛盾又开始增加。医患关系日趋紧张也是医生不愿孩子报考医学专业的原因之一。德国一项调查显示，医生已经从“德国最受尊敬的职业”排行榜的第一名下降到第五名。日本厚生劳动省2003年对医患纠纷发展趋势的一次统计发现，1993年到2002年约10年间，诉讼和调解的医疗赔偿请求有210件，从2000年起迅速增加，2000年至2002年两年间就有1.5万件。

　　德日尝试建独立调解机构

　　在英国医疗问题专家托马斯·凯恩看来，医患纠纷并不是中国的特有产物，是经济生活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医患矛盾在欧美和日本等医疗制度比较完备的国家也存在。医患关系涉及到人权问题，但仅仅靠打人权官司，并不能帮助解决问题。

　　欧美等国因此也不断摸索法律途径之外的软性出路。德国设立了独立调解机构———“医疗事故调解处”，相当于中国的“调解员制度”。调解处是德国设立的专门负责医疗事故庭外解决的机构，由各州的医生协会单独或者几个州的医生协会联合设立，职责是从调解民事纠纷的角度来处理医疗事故，以判断医疗事故中医生有无责任、责任大小以及赔偿数额。

　　为增加病人对医生的信任，1995年日本成立了医疗评估机构，对所有医院进行综合评分，评估合格者发给合格证书，并在网上公布结果。此外，日本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医疗事故特殊处理办法，即日本医师赔偿责任保险制度。日本医师会作为一个团体与保险公司签订合同，对已参加保险的医师会会员的医疗过失负有赔偿责任。英国甚至成立了维护医生的联盟，为会员医生提供法律服务，并承担相关费用。

　　在张颐武看来，现代医院的医生与中国的老中医不同，他们越来越职业化。因为病人数量多，医生承受的压力也很大，医生往往快速解决问题，但不少医生缺乏与病人情感的交流，让病人感觉冰冷，其实这是现代性医院与传统观念没有对接好的结果。医院确实应该是一个更温暖的地方，有相互尊重的良好医疗文化。2009年，美国医学院协会开始研究考试改革，今年2月批准的计划重新加入大量人文内容，目的是让未来的医生不但能作诊断，而且能体会病患心理。

　　凯恩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医疗资源的短缺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但在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高通胀压力、城乡经济差距等都会让医患关系更加突出。这是一个国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的办法是社会各方抱着耐心且不放弃的想法，除了建立成熟的法律体制，在国土广袤的国家，政府应当投入更多的资金来组建独立的监督机构，好让医疗体系真正实现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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