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下午1时许，武汉市中心医院门诊部三楼早已安静下来。但耳鼻喉科7号诊室内，手术台灯依旧亮着。“李燕，来来来！”袁琨对排在最末的46号患者说。“恢复得蛮好，不需要吃药了。”两分钟的咽喉复查过后，袁琨笑着说。李燕也笑了起来，“我早上9点钟就来了，只为了您这一句话，等几个小时，值得！”

　　送走李燕，上午5个多小时的坐诊结束了，时间已指向下午1时16分。摘下额镜的袁琨，用手拢了拢头发，两侧发际处明显渗出了几滴汗珠。

　　走出诊室，囫囵扒了几口饭后，她对记者说，坐了一上午，左脚脚踝已有些肿胀。

　　这只脚，曾经受过伤，打着石膏，定格在给患者施治的手术台边；它还支撑着袁琨千里入疆，从事医疗援助工作；如今，它奔波在医院和家庭间，步履越来越匆忙。

　　靠着这双脚，袁琨走出了自己的三重人生。

　　豪爽又细腻的袁琨

　　一秒钟前还在微笑，坐上问诊台，笑容迅速收敛。一身白大褂，一把卡尺，一副额镜，娴熟的望问之间，患者紧张的脸，慢慢松弛下来。临别，微笑又重新回来，直到下一位患者坐在面前。

　　这样的镜头，很早就嵌入了袁琨的人生记忆里。20多年来，她一直在严谨与随和中不停切换。

　　这一切，是因为母亲。

　　袁琨的母亲万雪英，今年76岁，曾在同济医院做了42年护士工作。袁琨至今记得，大约9岁时，她曾到医院帮母亲分药，还嚷着要给患者打针。耳濡目染，对她的从医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

　　1985年，从同济医科大学毕业后，刚进入武汉市中心医院工作的袁琨，被分配到了外科，直到1989年被调到耳鼻喉科。“外科医生，大多干脆干练，大刀阔斧。”许多年后，袁琨仍不掩饰自己对手术科室的喜爱。在她看来，4年的外科经历，让她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做外科手术要考虑患者的全身情况，做耳鼻喉手术同样要考虑周全，但操作上更加精细。我做的第一个鼻子缝合手术，就用了半个小时。”袁琨说，从“粗”到“细”的岗位转变，让她时时仔细审慎，一切以患者的安全为重，一刻不敢忘记母亲的叮咛：“对患者真正好，就是将医术练到精益求精，真正做到技术过硬。”“豪爽、不服输，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她身上有武汉女人的这些特点。但别人不知道，她打毛衣和绣花也都很厉害，他儿子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她自己买料子自己剪裁。”万雪英老人笑着说。

　　面冷心肠热的袁琨

　　在袁琨的记忆中，第一次面对红包的尴尬和忐忑，依然清晰。

　　上世纪80年代末，她刚刚调到耳鼻喉科不久，一位患者为了能早点排上手术，硬要塞给她50元钱，“那时很多人的月工资才100多块钱。我赶紧对他说：‘医生不能收这个钱，我还年轻，你这是在害我。’”

　　20多年拒收红包，有人问袁琨如何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想邪门歪道，肯定要不得。”她说，行医就是积善行德，患者来找医生看病是看得起医生，没有道理再去索取。她又说，医生的劳动付出，肯定会在收入上得到肯定，患者本身就负担很重，不能让他们额外花钱。

　　严格的家庭教育，塑造了袁琨清廉的品格。

　　万雪英老人说，她的两个女儿都在武汉的大型医院工作，她深知医疗领域容易产生灰色收入，每次两姐妹回家，她都要在耳旁敲警钟：“不是你的坚决不能要，不该拿的坚决不要拿。要清清白白，不要留下污点。”时间一长，每次自己的话还未出口，两个女儿便打趣道：“您又来了，又要我们汇报工作了……”

　　纵然铁面，但要热心。从医27年来，袁琨听进了母亲的叮咛。

　　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前来找她看病的患者，总能见到一张温婉的笑脸，即便是下班时间，她的身边也总是围着患者，而她总是不厌其烦地解答他们的问题。“只有视患者为亲人，才能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才能取得患者的信任。”她说。

　　去年7月，袁琨左脚跖骨骨折，打上了石膏，她硬是坐在轮椅上，坚持坐着轮椅给患者做手术，直到两个月后才脱离轮椅。

　　非“贤妻良母”的袁琨

　　“刚来时不适应，身上脱皮，鼻子出血。下雪时间很长，约5个月，我们医疗队的同志都摔过跤。”在一段存在电脑中的文档中，袁琨写下这么一段话。

　　这是6年前她赴新疆从事医疗援助工作时的总结笔记。

　　这段经历，被袁琨视为50年人生历程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她此生至深的感动和遗憾，都留在了这段记忆里。

　　2006年，湖北省委组织部选派20多人援疆，武汉市中心医院需要选派一名医生，时间一年。当时儿子刚参加完高考，前程未定，而丈夫因工作长年出差，姨妈也因二次中风卧床不起。

　　由于母亲工作繁忙，袁琨自出生起，便与姨妈万友美一起生活，直到上初中才回到母亲身边，因此与姨妈感情非常深厚。斯情难舍，她一时有些犹豫。“做医生的哪有不下乡的，尽管去，家里还有我。”母亲鼓励她。

　　“援疆4个月后，姨妈病重的消息传来，但援疆要求很严格，只有完成任务和春节才能回家。”袁琨说，直到一个月后姨妈去世，她也未能见到老人最后一面。

　　母亲万雪英至今记得，从来不在自己面前掉泪的袁琨，从新疆回到武汉后，丢下行李便开始嚎啕大哭。

　　“援疆的经历，让我收获了很多精神财富。有时候我想，如果我不去新疆，老人可能不会走那么快，一是因为她太思念我，二是我在身边可以给她更好的照顾……”谈及此处，原本表情坚定的袁琨突然神情怆然，泪水在她眼眶里打转……

　　记者与袁琨面对面

　　患者红包不可收但情一定要收下

　　多年来，雷打不动，袁琨医生每周一、周三上午，固定要在医院门诊大楼坐诊。

　　昨日恰逢周一。上午10时许，记者赶到该院时，看到挂袁琨专家号的患者，已经有35人。因一些患者从荆州等地慕名赶来，记者发现她只得时不时为一些患者加号，直至挂号到46人。

　　下午1点多，趁着她吃饭的短暂间隙，记者与她进行了一次对话。

　　记者：你不收红包，患者是怎么评价的？

　　袁琨：有的认为我死板，有的还会产生误解，以为不收红包表示不会亲自给他们做手术。可我用行动打消了他们的顾虑，比如亲自做手术，而且效果也很好，这时他们往往就会对我肃然起敬。

　　记者：最开始，你会跟送红包的人急。后来是什么事情，让你改变了拒收红包时的态度？

　　袁琨：我的妹妹也在一家医院工作，有一次她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一名农村患者到她所在的医院看病，给医生拎来了一篮子鸡蛋，当事医生出于好意拒收。第二天，这名医生到病房查房时，发现墙角全是摔破的鸡蛋，一问才知道，患者认为医生瞧不起农村人，也不会好好对待他的手术，导致心理压力过大，气愤地将鸡蛋全摔了。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此后，我对一些实在推辞不了的红包，常常就是先收下，等手术过后再择机还给患者，或直接充作他们的住院费用。

　　记者：作为一名医生，你怎么看待患者送红包？

　　袁琨：一些患者认为，手术前不给医生送红包，医生就不会重视手术。我能理解他们的这一想法，但作为医生，不收红包是我们的道德底线。我想说的是，患者“习惯”给医生送红包，其实是对医生工作的误解，因为只要患者到了医院，医生无论如何都会为他们做好服务或手术，都会尽职尽责地为他们减轻或免除病痛，不存在视送不送红包，而对患者有不同对待。

　　记者：那你从医20多年来，完全没有收过患者的任何东西吗？

　　袁琨：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患者的红包一定不能收，但患者的情我是一定要收下的。

　　记者：你说的情是什么？

　　袁琨：比如说今天，53岁的新洲患者王桂香，从几十公里外的家里给我带来了一把藕带，我就收下了，因为我觉得这是他们对医生的一种信任，是他们的情分，不能拒绝。

　　记者：生活中，你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袁琨：我喜欢逛街，也喜欢下厨，而且饭菜做得不错。我还会打毛衣，有时候还想有空时去旅游。只是由于工作太忙，好多事都来不及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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