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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己也是医生,在医疗系统有丰富的资源,还找院长打招呼,但作为患者家属,最后仍对医院和治疗产生了怀疑。如果是普通患者,该不知会如何慌乱,如果最终出现意外,累积的情绪势必会爆发 法治周末记者刘惠生 孔璞不是医生,但从小在医院家属院里长大,她的父亲、叔叔都是医生,就连邻居也大多是医生。所以每次听到有关医患矛盾的新闻,她往往本能地站在医生这一边。 “作为医生的家属,我还曾经跟叔叔在北京的医院呆过,应该说比较了解医生的情况。因为个体差异,可能一个疗法做了100例都很好,就唯独对某一个人不适用,因此医疗中难免会有一些意外。”孔璞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但去年下半年,母亲的一次就诊经历,让孔璞开始对医患关系有了更多的思考。 当医生家属成为患者 2011年9月中旬,孔璞的母亲突发急性胰腺炎,在父亲所在的医院进行了检查之后,因为觉得“大医院有专门的科室,比较靠谱”,转入了邻近城市的一家三级甲等医院治疗。 即便如此,孔璞的父亲依然不放心,又托人找到了这家医院的院长,拜托其多多关照。 然而,到了诊室,主治医师只是拿着父亲所在医院拍的CT片子看了一下,就决定采取输液治疗,而且开的都是进口药。 孔璞的父亲小心地问:“不再拍个片子吗?” 主治医师回答:“这不就是两三个小时之前拍的片子吗?拍得很清楚,这么短的时间(病情)也不会有什么变化。过几天再拍吧。” 接下来的日子里,平时几乎见不到主治医师,他只在每天固定的查房时间来看一眼,每次呆的时间都不长。这点孔璞倒是理解,因为父亲所在的医院也是如此,只有重症病房才会每天查房3次。 主治医师的诊治也同样简单,通常就是一两句话:“恢复得挺好的。”“今天没有什么变化。”然而,母亲的状况看起来却不像是那么好,很难受。 为什么不联系一下主治医师呢? 面对法治周末记者的问题,孔璞说,一方面,医患只是工作关系,不会得到医生的手机号。医生每天查房之后,也有其他工作,不怎么呆在办公室里。而大医院的楼很多,就更加找不到,所以病人一般都只能等查房的时间和医生沟通。 另一方面,“很难问到”。 即便父亲也是医生,但因为是心血管内科的医生,对胰腺炎也是外行。作为外行,不知该问些什么。 母亲曾表示不希望插引流管,但医生回答说:“插着吧,插着好。” “这时候,你怎么反驳呢?”孔璞问法治周末记者。 而且就病情来说,医生是专业的,作为外行去质疑专业的医生,也担心医生会不高兴。 有一次,孔璞的父亲实在忍不住,陪着笑脸请求复查,却被主治医师一句“不用检查,我们都这么治,先输液10天再说”给挡了回来。 就是那一次,孔璞到医院接替父亲,看到父亲站在窗前,用翻盖小手机吃力地上网查着医学文献。 “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患者在医生和医院面前的******弱势,患者就像行走在刀锋之间的盲人,只能将手交给医生这位向导,听从对方指引,纵然有万种怀疑,也别无他法。”孔璞这样记录自己的感受。 因为觉得治疗草率,孔璞在忐忑中将CT片子发给在北京一家大医院当医生的叔叔,请其帮忙找专家会诊和预定病床,父亲甚至找好了救护车。 但北京方面的专家表示病情并不严重,建议留在当地治疗。而10天之后,孔璞母亲的病情也开始明显好转。 患者所不知道的医生 孔璞的母亲出院了,主治医师跑来,不忘叮嘱用药相关情况、医保可以报销的药物和药品储藏的知识。 他笑呵呵地和孔璞一家人握手,全然不知一家人曾经的疑虑和慌乱、不知父亲曾经找好了救护车准备转院、更不知孔璞甚至想找电视台曝光。 因为这时的气氛比较轻松,孔璞一家人和主治医师聊起曾经的疑问。 主治医师说医院治疗过成千上万例这种病,非常有经验:前期复查看不出太大变化,没太大意义。而且,按正规程序拍出来的CT片子,重拍干嘛呢?浪费钱。所以一直不让复查。 而开进口药则是因为很多病人不信任国产药,开国产药容易引起麻烦。 “医生其实挺好的。”孔璞最后认为。 这次就医经历引起了孔璞和她父亲的很多思索,父亲在坐诊时,也经常面临着忙完一个病人又来一个病人的状况,有时也会不耐烦,但后来父亲对孔璞说,还是应该多点耐心去和患者沟通,多给患者一些安慰。 而孔璞则想得更多,“我爸自己是医生,在医疗系统有丰富的资源,还找院长打招呼,最后仍对医院和治疗产生了怀疑。如果是普通患者,该不知会如何慌乱,如果最终出现意外,累积的情绪势必会爆发。”孔璞在自己的作品中这样写道。 “虽然以前有时候也会觉得父亲对待一些病人不够耐心,但是这次真切的体会到医患关系中患者处于弱势方,体会到那种对现状无所知、无所把握的恐慌。”孔璞说。 同时,在另一方面,孔璞也希望更多的病人能够体谅医生。孔璞的叔叔是北京某大医院一个门诊主任,一个科室两个医生每天要面对七八十个病人。 还有更夸张的,孔璞对法治周末记者回忆,有一次她在拜访******专家钟南山的时候,钟南山无奈地提到自己的号都挂到明年了。 北京如此,广州如是,其他地方的三甲医院亦然。 在辽宁省某三甲医院工作的刘明(化名)医生,每天早上7点就要到单位开始查房,听取日夜班医生交班以及晚间病人情况汇报、进行手术方案制定等工作。7点半开始坐诊,寒暑假的高峰期,一天一个医生看100多个病人也是常有的事。 杨建(化名)是湖南省某三甲医院的妇科医生,其所在医院有24小时值班制度,从早上8点直到第二天早上8点,原则上不连班,第二天早上8点可以回家。 可是,杨建说,这基本上不可能,因为他每天都需要对自己的住院病人进行查房、更改医嘱、观察手术愈合情况。还要为第二天有手术的病人提交申请、进行术前医嘱和术前处理,这一堆事情都做完往往已经太阳过午。 这也就意味着他已经连续工作超过30个小时。 平常的工作日里,查房之后,他就要立刻准备手术,每天3至5个手术也不是新鲜事。 “连中午饭我都是在手术室里吃,吃完又要准备下一个手术,所以你说的住院患者找不到主治医师真是太普遍了。”杨建说。 或许正是基于对父亲和叔叔工作情况的了解,孔璞曾对法治周末记者提到,大多数医生诊疗时都不是太有耐心,因为他们太忙了。 “误会已经根深蒂固” 杨建在湖南,还面临着方言的困扰。“湖南各地的方言不尽相同,很多时候一些小地方来的病人说话,我很难听得懂,不是我不想回答。”杨建说。 “把我们医生跟服务行业类比是错误的,因为病人不是商品,医疗不是光提供服务这么简单。”刘明说,“医生有时可能不会像服务员一样微笑服务、无微不至,但大部分医生对诊疗过程是负责任的,因为出了医疗事故医生是有责任的。” 杨建特别提到,医学是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就像孔璞所说,同为医生,搞心血管的对消化系统疾病就完全外行,面对病人有的时候更是这样,医生觉得这个问题已经解释清楚了,病人却依旧茫然。而后面还有病人在排队,也不好在诊疗已经结束后,一直解答一个病人的问题而让其他病人一直等待。 所以,杨建认为,医生认为自己已经解答了,而病人却感觉医生只是用几句话打发了自己,这种情况在大医院很普遍。 更何况,“低头做事的多,抬头说话的少”。这本来就是“专业性太强”的行业的人员的共有特点。 杨建认为,总体来说,医生都希望自己的病人能够治好,当然每个行业都有不遵守职业道德的败类,但不能因为有败类就否定这个行业。 杨建说,有些病人抱怨医生让住院,住院之后却“针也不给打,药也不给吃”。但药物治疗只是疾病治疗的一部分,应用时尚需考虑毒副作用、耐药性的产生等问题,所以在病情不需要时停用药物恰是对病人负责的表现。 在杨建眼中,医患之间“误会已经根深蒂固”。 在医生们的观念里,这种状况的形成,与媒体也不无关系。 孔璞和杨建都提到了去年深圳市人民医院的一个病例,小孩子被要求造瘘手术,结果媒体报道说广州医生仅开了8毛钱的药就治好了病,这一引起广泛关注的事件,最终以证明孩子的病8毛钱根本治不好为结果而结束。 事实证明,深圳医院的诊断是正确的,孩子还是在武汉接受了手术。 杨建说:“这件事最初媒体大量报道8毛钱治好了医院要手术的病,可最终证明了医院并没有错,却不见媒体拿出同样的力量去说明真相。这样下去,患者当然会觉得医院就是很黑。” 刘明则给法治周末记者讲了两个故事: 一是一位男性妇科医生,在询问患者的月经状况时,被患者家属抬手打了一个大耳光。妇科诊疗询问月经状况是常规,有些患者却不理解。 二是对于不明原因的发烧,医生请患者做HIV(艾滋病)的相关检查,被患者投诉过度诊疗,然而在地区综合性大医院里,因不明原因的发烧而最终被确诊为HIV感染的病例并不少见。 这些事情患者不明白,一些媒体的报道还起到了误导公众的作用。 尽管医生面临着如此大的工作压力,医生们的待遇却与此并无直接关系,孔璞50多岁的叔叔在北京行医几十年,是******的专家,可是收入却不如侄女孔璞高,叔叔曾经直接向孔璞表示不公平。 刘明则对孔璞叔叔的抱怨感同身受,他说:“不像白菜和房价,医生的诊疗费用十年间变化不大,与公共厕所收费的浮动基本持平。” 刘明说,病人经常说,我交了钱,你就得给我看好病。医生不是神,所有的病都能治好是不可能的,但不是所有的患者都能理解这一点。 采访后的夜里,杨建发给法治周末记者一条短信,信中说:“愿中国医患关系能回到一个正常的轨道,别让医生觉得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看病,也别让病人觉得上医院看病,是俎上鱼肉。” 12万家医院招聘,60万名医生护士求职,上康强医疗人才网 www.kq3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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