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载，为了做好医院内的秩序维护和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北京警方已经在全市首批50家医院53个院区设立警务工作室。此举被不少媒体称之为保护医生人身安全所采取的得力措施。

在医院增加警力，当然会增加医院和一些医生的安全感，同时也可以威慑那些有不良企图的潜在暴力者。但这样做是不是真的可以杜绝医院内的暴力事件？在我看来，这里大有讨论的空间。

首先，医院内有没有足够的警力来应对突发事件？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见到有关医院警务室警力配备的说明，但从常识来看，医院里也不可能大规模配置警力。而且，假设在医院配置了警务工作室之后还发生了袭击医生的事件，那么医院警务室该承担何种责任？有限的警力，纵有三头六臂也无法看住这么多的患者和医生。要让警务室来承担这么大的压力，这对警察来说实在是不公平。

其次，减少医院内的暴力冲突也减缓不了医生潜在的风险。假设有患者想针对医生下毒手，因为医院有警力之故而无法得逞，那他就会跟踪该医生的行踪而选择在医院以外的地方制造事端，难道为了避免这样的惨案发生就要给每个医生都配备警力？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医院或者医生的安全保障，或者说医患关系的改善并不在于是否要增加警力，而是要消除产生医院暴力事件的土壤。暴力事件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医患冲突的升级，假设这些土壤没有得到根除，而医院里却因为警力的增加而暂时呈现出平和之气，那无论如何也说不上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些冲突会从医院里转移到医院外，而医生的安全更加难以得到保障。

那么，中国医患关系紧张的根子在哪里呢？已经有无数的专家开出了方子。在我看来，医患关系紧张大概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信息不对称。当我们到医院去求医看病的时候，已经潜意识地认为我们身上的毛病是医生可以治好的。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医生没有这么******。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还有很多毛病医生看不了。即便是很多可以治愈的疾病，也会因为偶尔的误诊而发生事故———但概率告诉我们，即便是最为优秀的医生也避免不了误诊和偶尔的失误，就像每天在马路上行驶的汽车一样，总是会有事故发生。发生医疗事故之后，你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第二，医疗事故鉴定程序存在瑕疵。一旦发生事故，患者就要通过卫生行政机构主持公道。在现有的医疗体制下，医院和卫生局之间的关系也很难让患者相信卫生局会主持公道：因为医院院长是卫生局任命的，它会被患者认为偏向医院。而且医疗事故专家鉴定组的成员都是医生———基于技术原因也只能是由医生来参加，患者会认为医生之间有共谋，从而加深本来对医生的偏见。（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第三，保险制度缺乏，对医疗事故缺乏商业性的解决方案。患者个人人微言轻，很多时候难以形成对医生的制约。一旦到了医院，该不该吃药、要不要打针都是听命于医生。在很多国家，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一个第三方机构———保险公司的参与而得以缓解：因为患者一旦购买了保险，保险公司就有责任和义务对患者所发生的病情和诊疗方案进行监督，而且基于利益的追求，它会通过其聘请的专家尽力纠正那些浪费资源的治疗方案。患者一旦有第三方机构的支持，医患关系这个不对称的天平也许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校正。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再有责任心的大夫、再高明的医术，也不可能对所有的疾病都药到病除，相反却可能会因为一个极小的疏忽导致医疗事故而让患者身心受损。我们到医院求诊问药的时候，要预料到这种微乎其微的风险。发生这种事故之后该怎么应对？以暴制暴当然解决不了问题，甚至还会因此遭受刑事制裁，这实在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患者遭遇医疗事故的不幸之后，应当通过合法的途径来主张自己的权利。而社会也应当在现有制度框架里再增加一些选项，比如商业保险公司的医疗责任事故险；通过管办分离，让医院成为不再是卫生行政部门直属的机构，从而增加行政救济的中立性。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一个机构都是社会的缩影，当下社会信任程度低、暴戾之气甚重，医院如何能独善其身？假设以为增加警力就能解决问题，那实在是太过于鸵鸟而甚至于幼稚了。假设这种维稳思路蔓延至医患纠纷，事故只会越来越多，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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