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力争到2017年试点城市公立医院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总体降到30%左右。国务院医改办负责人介绍，此次改革的重点任务首先是破除公立医院以药补医机制，建立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

　　尽管在让医疗服务体现其应有价值上，各方似乎并无分歧。但是，真正到了体现医疗服务价格，提高挂号与诊疗费用时，却往往阻力重重。的确，由于纠缠着以药养医这份原罪，医疗服务价值的体现，似乎多少显得名不正、言不顺。但即便是公立医疗改革以取消药品加成为前提，医疗服务价值的体现，仍然不乏争议。
　　事实上，尽管公立医院改革设定了药占比总体降到30%左右，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降低到30%以下这两项目标。可以说让取消药品加成与降低个人医疗负担，都有了明确的数字层面上的保证。可以设想，控制了药占比，必然意味着医疗服务不再依赖于药品加成，至于个人支出将不超30%，也意在打消公众对于公立医院改革，医疗服务价值体现后会增加医疗负担的顾虑。
　　不过，仅仅是设定药占比、支付比，显然并未打消上述疑虑。相反，既然仅有比例，没有总额，比例降低了，总额会否提升？个人医疗支出与负担，会否不降反升？相关的质疑，应该说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可见，真正意义上推进公立医院改革，也就仍需出台更加明确的目标与细则，公立医院改革的路径及其影响，改革的成本由谁担，收益在哪里，由谁得？公立医院改革之后，是否能真正隔离医患之间直接的利益相关，让医护回归其本职，享有职业尊严，让患者获得脱离利益诉求的专业医护服务？这些更应有明确的承诺和兑现目标。
　　基于此，唯有公立医院改革真正从体制上，为医患之间的利益关联松绑，公立医院改革才能真正释放红利，相关的改革成本才会因为物有所值而获得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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